从人口数量来看，日本人口趋势性的负增长，欧元区人口增速徊在0附近，美国人口则保持在1%左右的增速水平；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日本和欧元区老龄化严重，而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合理。日本和欧元区的老龄化趋势，减少了劳动力供给，降低了有效需求，给实际利率的下行也带来了压力。

　　相较美国而言，欧洲工作时间短、工会力量强大，解雇工人更困难，劳动力市场较僵化。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则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当经济受到不利冲击时，欧元区和日本的劳动力市场调整难度大于美国，不利于经济的恢复。

　　美国直接融资的体制，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崛起。而欧元区、日本仍然以间接融资主导。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美国，居民表现出较强的风险意识，追求获得丰厚的分红收益，间接促进了美国创新型企业的崛起。

　　欧元区、日本相对美国的高税收、高福利降低经济的活力。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可能产生道德风险，降低民众的工作动力。美国相对较低的税收鼓励更多的人追求财富，客观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3 中国面临的潜在流动性陷阱挑战

　　3.1 中国是否落入了流动性陷阱？

　　GDP增速创25年以来新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先经历了一次过山车似的过程，在2011年第一季度达到增速的顶峰12%之后，一路下滑，2016年1、2季度GDP增速均为6.7%，为25年来新低。

　　CPI、PPI处于低位。2014年之后，中国的CPI始终在2附近徘徊，2016年7月为1.9%。而PPI在2012年3月之后同比增加值更是持续53个月为负，2016年7月值为-1.7%。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下降，2008年为0.67，2015年已降为0.49。全社会的杠杆率一直处于上升程度，从2008年的170%上升至2014年的236%。

　　M1、M2增速剪刀差持续走阔。从2015年10月开始，M1的同比增速超过了M2的增速，截至2016年7月，M1增速为25.4%，M2增速为10.2%。M1的组成之中企业的活期存款占很大的比例，M1的增速超过M2的增速意味着企业存款活化，而不是进行投资。

　　民间投资意愿低。民间投资自2012年2月以来持续走低，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张口越来越大，2016年7月，当月增速已转负为-1.2%，这和流动性陷阱时，居民愿意持货币持有"硬资产"而不愿意进行实业投资一致。

　　一方面经济不断下滑，另一方面，降准降息的边际效应衰减，M1、M2持续走阔，货币活化，民间投资意愿低下，企业大量储备现金而不愿意进行投资，所以虽然我们的政策利率水平和长端水平离零还尚有差距，但中国面临落入流动性陷阱的挑战。

　　流动性陷阱的内涵随时代而变，当前中国是结构性的流动性陷阱。在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下，数量型货币调控手段面临的挑战是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降低利率，后来引入价格型的货币调控手段克服了这一缺陷，但日本上世纪90年代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和欧元区以及美国面临的挑战是，政策利率水平很快降至接近于0，因"零利率下限"的约束，政策利率降无可降，价格型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失灵，这即当前主流的流动性陷阱定义。虽然当前中国的基准利率离0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货币政策已经难以达到提高总需求、刺激经济、降低融资成本提振民间投资的效果，可看作是结构性的流动性陷阱。

　　3.2 中国面临流动性陷阱挑战的原因

　　实业投资回报率下降，企业持币观望。从工业企业的销售成本利润率来看，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从2007年的11%下降至现在的5%。而中国的贷款利率也基本在5%的附近。因此企业基本处于不赚钱的境地。从微观层面来看，2008年至今，上市公司的留存现金已从2万亿上升到7万亿。从宏观层面来看，2016年7月固定资产累计同比增速降至8.1%，而民间投资累计投资增速为2.1%，当月同比甚至为负。另外一方面，"硬资产"受到追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降至2.7%。

　　信贷市场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投放很不均衡，造成结构性的流动性陷阱。由于国内银行放贷个人责任制和市场参与者国营、民营二元结构，银行偏向于国有背景和传统行业的借贷者。在很多领域，民营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有政府隐性担保，导致国有企业实际融资能力明显强于民营企业。即使流动性宽松，三农、中小企业、新兴产业，这些真正需要资金的领域依然无法拿到银行信贷。

　　国有投资扩张挤出民间投资。房地产行业央企拼地王，民企被逼退；制造业地方政府为国企站台信用背书，民企被迫退出；而服务业国有垄断行政管制，民间投资遭遇"玻璃门"和"弹簧门"。

　　3.3 中国应对流动性陷阱挑战的公共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