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的论文中指出：母体血浆中的DNA片段有5%左右来自胎儿。在周代星看来，通过分子诊断手段应该可以精确检测出唐氏综合征，因为正常的孩子21号染色体只有两条，患有唐氏综合征小孩的21号染色体有3条。

在飞机上写下那行粗糙的数学模型之后，周代星希望能够验证新一代测序技术检测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疾病的可能性。

2008年1月15日，周代星、卢煜明等人定下了实验方案，对卢煜明教授提供的28例样本(包含14例T21和14例正常样本)采用新一代测序技术进行双盲检测，4月份试验完成时，成功检测出14例T21样本，检出率为100%。在双盲检测结果确认后进行的电话会议里，卢教授激动万分。

“NIPT之父”卢煜明教授

随后，卢煜明教授重复了实验，又增加了T18、T13和性染色体异常的检测。2010年，卢教授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了《Noninvasive prenatal diagnosis of fetal chromosomal aneuploidy by massively parallel genomic sequencing of DNA in maternal plasma》，在全球范围内，这是NIPT的临床可行性与可信性首次在实验室的完美验证。

拿着这份实验结果，周代星找了三家公司，希望能够推进NIPT的产业化：

一家是Illumina，但这家企业当时的主要目标是挑战3000美元的人类基因组项目。

一家是在一代测序时期处于垄断地位的Life Technologies，这家企业在2009年7月份所做的测试结果非常理想，但在一次市场调研之后，Life Technologies认为接近230亿美元的肿瘤市场比产前筛查更有前途。

还有一家是在当时有128台测序仪的华大，但那时华大正在全球构建科研服务中心，以提供测序服务，并没有精力去开拓产前筛查市场。

当时还是Illumina代理商、现任贝瑞和康副董事长的侯颖带着周代星去湖南拜访了中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人夏家辉院士，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能从外周血查到胎儿染色体异常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只要有蛛丝马迹，我都坚决支持。”

坚信NIPT技术的周代星，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名创业者，他和侯颖、高扬在2010年成立了贝瑞和康。阿甘式的坚持最终得到了证明——4年后，贝瑞和康营收达到2.58亿；7年后，营收达到了9.2亿；在贝瑞和康成立的第8年，公司借壳上市，市值超百亿，预计将在2019年，公司的利润将达到4.05亿。现在，全球90多个国家数千万孕妇都在接受这项检查。

当时否决NIPT项目的Life Technologies遗传业务总裁John L. "Kip" Miller后来对周代星说，“虽然我个人投资了很多项目，但没有投资NIPT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遗憾。”

2013年，Life Technologies推出Ion Proton测序平台，也正式进军NIPT市场。

一张幻灯片与6000万融资

“刚起步时，我们几位创始人一起凑了1000万的启动资金，购置测序设备、招聘团队，”高扬告诉动脉网。成立后，来自中科院、农科院等科研机构的高通量测序科研服务订单立刻就排满了，“当时市场上几乎没有高通量测序临床转化应用，完成一例NIPT的物料成本大概在2000-3000元，我们把做科研服务挣的钱全部都投入到NIPT项目上了。”

在国内产前诊断领域，湖南湘雅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是国内做得最好的两家医院。2010年、2011年，贝瑞和康分别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开展了412例的回顾性临床试验，以及1741例前瞻性临床试验。在湘雅医院，使用贝瑞和康的产品精确检测出67例染色体非整倍体疾病，包括T21（唐氏综合征）、T18（爱德华综合征）、T13（帕陶综合征）、45X（特纳氏综合征）和其他染色体非整倍体综合征，复合灵敏度达到100%，特异性达到99.71%。

业务一开展起来，许多嗅觉敏锐的人就开始关注贝瑞和康。时任君联资本医疗组合伙人的蔡大庆有一位投资界朋友非计划怀孕，担心高龄怀孕会有唐氏风险，于是通过蔡大庆找到了贝瑞和康来做这项检测，最终得出的检测结果显示正常。顺利生下孩子之后，这位投资人朋友专门请周代星和他的团队吃了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