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之初，经验主义传播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遭到不少攻击，麦奎尔的研究也难逃火力。批判学派称之为心理主义、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认为这类研究纯粹服务于媒体工业。尽管麦奎尔与其他学者一道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争辩，但是受众研究的主流，还是被带有批判意识的接受分析所占据和引领。直到1975年，麦奎尔受英国皇家委员会委托，对英国新闻规范标准问题进行研究，才从这种毫无结果的学术争论中抽离出来。

1977年，麦奎尔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任教，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三次转变，确切地说，这是一次超越、一次怀着憧憬的自我“放逐”。一方面麦奎尔希望摆脱英国本土的学术纷扰，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他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中获得新经验和新进展。

然而初到异乡，语言及文化上的障碍却使他“相当痛苦”，至少有几年时间，他感到这些因素对他从事自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研究和内容分析都形成了一定困扰，而且，他觉得自己似乎失去了与家乡那种重视公共利益的研究氛围的联系。不过，荷兰也为他思考媒介问题提供了“一个适宜的令人振奋地环境”。为回应新环境的挑战，他开始采取“文化中立”的立场，将视野转向与文化关联不多，却更具普遍意义的“传播科学”领域，致力于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新技术的影响和媒介政策研究。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他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注其中，与此同时，他也继续研究之前为英国皇家委员会工作时所开辟的新领域——为评估报刊绩效（press performance）建构一个概念框架。

荷兰岁月，异域文化的冲击，相对超然的现实环境，自觉拓宽的研究视野，带给麦奎尔更加挥洒的学术空间。在漫长的研究经历中，麦奎尔共撰写了大约三十来本著作，内容广泛涉及传播研究的诸多领域，他的大部分重要成果都出自这一时期。

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麦奎尔对社会事物、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始终如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受众研究中。他认为，传媒对受众负有责任，包括促进各种受众联合体的形成和联系，加强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自治行为；而在受众研究的历史和理论中，最重要、最科学、最富于成果的传统，是选择站在受众一边而不是站在控制者和操纵者一边，去探讨受众问题。

学术生涯的三次转变，学派之争和方法之辨，给麦奎尔留下深刻的烙印，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奠定了他坚持自由开放、多元理论、多维视角、跨学科、多方法的学术风格的基石，后者成为影响他终身的学术理念。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只有摒除一切排他主义或独尊一术，才能推进传播研究的拓展和创新。“我们不仅要努力将定性与定量方法相协调，还要为那些没有什么一定之规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寻找一方沃土。”

二、保留“受众”：麦奎尔观点再探

“受众”是《受众分析》的核心概念，麦奎尔关于受众研究的学术大厦，正是从界说“受众”开始奠基的。在该书的最后部分，麦奎尔又回到“受众”这一概念，谈它的可持续问题。在2009年10月莫斯科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麦奎尔又再次讨论了“受众”概念的分解与重构。在他看来，这是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无法回避的“重要挑战”。

麦奎尔承认新技术对媒介发展和受众嬗变的影响，但是对于所谓传播革命的说法，却有一定保留。他认为，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增长和传播手段的丰富，虽然理论上为传播者的多样化开辟了道路，然而传媒业的产业结构，却并未发生如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可能那样奇妙的变化，相反，全球化、跨媒介并购、跨国媒介资本运动，正从两个相反方向建构着受众，而这看似相反的两个方向，并没有彻底瓦解传统的受众形式。这两个方向是，一受众的细分和分化（或碎片化），出现了新媒介渠道和产品的专业化受众，但即便如此，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里，多数受众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频道上，在大多数时间内，媒介“核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受众的使用行为；二是作为媒介集中之产物，不断生长出更大规模的受众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