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奎尔早年曾经师从约瑟夫•特里纳曼（Joseph Trenaman），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影响十分深远。特里纳曼是一位自学成才、不拘一格的天才式传奇人物，著有《传播与理解》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里纳曼一直为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受众研究，包括受众行为和如何教育受众在内的综合性研究，热衷于采用统计方法，尤其是采用准实验法、态度量表、因素分析等方法研究受众。特里纳曼认为，大众传媒有可能成为教育大众的有生力量，他坚持，科学研究必须以社会利益和道德目标为导向。特里纳曼与麦奎尔合作，曾经就电视对于英国1959年大选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于1961年出版了研究成果《电视与政治图景》（Television and the Political Imag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两人考察了电视这一新兴媒体的社会作用，尤其是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结果发现，电视既有促进公共利益的一面，也存在有可能损害这一利益的弊端。

麦奎尔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选择对电视观众进行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定有哪些社会因素妨碍了观众享受电视所带来的乐趣，并探讨其原因。1997年英文版《受众分析》出版时，麦奎尔在前言中曾经提到，该书的写作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时。这一颗20多年前埋下的种子，20多年后终于结成一份果实，为著述颇丰的麦奎尔的学术成果又添上独特的一笔。

与特里纳曼合作的第一次研究经历，令麦奎尔获益良多，也终身难忘。初次踏足传播研究，涉及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领域，为他打开了质化和量化研究两扇窗口，也让他有机会思考长于定性研究的欧洲批判传统与惯于定量研究的美国经验学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兼容结合问题。其时，对于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适用性，他还存有一定程度的困惑；对于那些质疑，他私下里也认为并非全无道理，这些质疑包括，数字能够反映观点、态度、行为等复杂情况？在接触媒介的“量”与观念、信仰、品味等所表达的“质”之间，能够建立线性关系？等等。但是，当麦奎尔与合作者们发表的关于政治活动中电视媒介影响的研究报告，被人打上“抽象的经验主义”标签，受到猛烈抨击时，他仍然感到震惊，难以接受。因为在他看来，当时，“要探讨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似乎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可以替代既有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8] 他开始意识到，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反映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方法论远比第一眼看上去要承载更多的内涵。麦奎尔决定，在不放弃采用规范的统计调查方法对电视观众和电视传播效果进行研究的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对这一类“意识形态冰山”采取开放的态度 。

在动荡的1960年代，英国传播学界关于“定性”与“定量”方法的争论，可谓热火朝天。尤其是当争论涉及到媒介是否充当政府的工具，在维护现有秩序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时，甚至成为公共领域的中心议题之一。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整个研究界都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崛起并成功占据学术高地的年代。这一学派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的关注，以及对定性方法，包括对后来以民族志受众研究为特征的新受众研究的重视，隐约透露出某些对经验性定量方法的轻视和忽视。

1965年前后，麦奎尔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转变，由一位全职媒介研究者转变成为一位专任社会学教师，包括讲授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这一次职业身份的变换，为他提供了更高更宽广的学术平台，也为他致力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从事教学工作之余，麦奎尔与来自美国的传播学者杰伊 G.布卢姆勒（Jay G. Blumler）合作，以1964年英国大选为例，从受众立场而不是从媒介立场出发，研究在政治传播活动中受众的期望和受众经验——他们为什么看电视，希望获得什么，以及电视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并出版了《政治中的电视：使用及影响》（Television in Politics: Its Uses and Influences，1968）一书。对此，《传播学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曾经评价说，对电视和政治感兴趣的研究者们会难以想象有比这更好的研究了。

这项研究对麦奎尔乃至传播研究界来说都意义深远，其影响主要有二：一是开启了日后被称为“使用与满足”研究的序幕，为这一著名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一定基础。二是方法上有所突破，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有机结合，以开放式小样本访谈，研究人们看政治节目的动机，之后形成标准问卷，用于大样本抽样调查。麦奎尔希望，通过研究揭示潜在的受众需求与媒介传播者和媒介业的强势传播之间相互协调的可能性，他还希望以某种方式“为受众”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