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胡泳还记得尼葛洛庞帝专门讨论了设备界面友好的问题，老祖母要能使用；代理人程序要像英国管家一样贴心；汽车被盗后会通知你它被盗了，声音听起来还是吓坏的样子等等。这些当时的科幻场景在胡泳看来，今天全都变成了现实，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的触控、人工智能和语音等技术。

　　尼葛洛庞帝，来自：维基百科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时代刚开始。互联网所代表的比特化世界正式拉开了序幕。众多新锐的互联网公司冲击着美国旧有的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 90 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一方面，托夫勒所论述的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文明终于找到了互联网这个具体的的实现手段了；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的畅销延续了 80 年代中国那种由于之前的长期封闭，对西方各种新知都处于饥渴状态，觉得“落后就要挨打”，“再不赶超的话就再次与世界失之交臂”的情感状态和思维模式。

　　“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胡泳在《数字化生存》出版 20 年后的译者感言文章中写道。

　　《连线》杂志，来自：维基百科

　　而在尼葛洛庞帝投资《连线》杂志的 1992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组织。版权买卖成为出版图书的重要环节。因为刚开始，很多出版社还没有意识到购买海外版权的重要性和洽谈版权的门路，海南出版社抢到了先机，通过台湾的版权代理公司大苹果、博达授权拿到了一批畅销书。为了利用北京的人脉和信息大规模地做一些新潮的图书，他们还专门在北京的紫竹院设了一个编辑部，网罗了一批出版人才，其中还包括现在的作家土家野夫。他当时担任过海南出版社北京编辑中心的主任。

　　“他们当时是有资金，敢拍板。整个流程、机制非常灵活。我觉得当时的海南社有点像今天的中信。当时它的主导思想是引进西方，但引进的是西方新知识的这种书。比如当时做巴菲特、索罗斯、《蓝血十杰》，这些在当时是非常新的“，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曾任海南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北京出版中心总经理的黄明雨也回忆，“当时海南出版社北京的编辑室在政策上有灵活性，被业界称之为‘1.5 渠道’，虽然是出版社的身份，但实际上是民营书商的做法。常驻北京的这支团队在对文案的锤炼、营销推广方面很下功夫，有一批高手在操刀。这也是‘时势造英雄’”。

　　海南社也在中国 9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出版了一系列当时有影响的畅销书，其中就包括《安妮日记》（1996）《沃伦·巴菲特如是说》（1998）《索罗斯旋风》（1998）《金融炼金术》(1999）《说谎者的扑克牌》（2000）《证券分析》（2004）《光荣与梦想》（2004）《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沃伦·巴菲特传记》（2007）《蓝血十杰》（2008）等等。《数字化生存》畅销的 1997 年，也被称作中国出版界的“海南年”。

　　来自： 豆瓣

　　“25 年前，我深信互联网将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相信互联网将促进全球共识，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没有，至少尚未发生。真实的情况：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我也曾经期待，中国可以由于其体量、决心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从而在引领全球互联网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很简单：全球化变成了本土化，尽管智识的、经济的以及电子的骨干设施都取得了飞速增长，但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尼葛洛庞帝在为《数字化生存》中文版出版 20 周年的纪念文章《数字化之后》（Been Digital）中写道。从 Being Digital 到 Been Digital ，现年 74 岁的尼葛洛庞帝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