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年 12 月，《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迅速掀起了畅销的热潮。这本书在 20 多年前就大胆并基本准确预言了数字科技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变化，探讨了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等等。

　　当时，海南出版社对书名、封面、文案、目录和内容简介等都进行了重新包装、设计。比如原书只有章节目录，海南出版社总编辑苏斌则将其变成了带有内容提要的导读，使其更加贴近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不是一本单纯的技术书。

　　值得一提的是书名的译法。当时，胡泳坚持把书名 Being Digital 翻译为“数字化生存”，而没有借用台湾译本的《数位革命》。除此之外，书的封面上还印着一句话——“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强调“生存”这一概念。“你不能够允许你再次被甩掉，不然就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可能连生存这种可能性都消失了”，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这样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希望迅速地获取新知，以免落后。而且当时还流行着“开除球籍”之类的话语，也是中国人同样情绪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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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数字化生存》卖出了 60 万册。“如果算上盗版，应该是在百万以上”，胡泳说。“中国市场化整个加快是在 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在这个剧烈（的市场化转型）过程，我觉得有一批这种知识分子或者知识阶层，他对财经、对新技术其实是有一种渴望的。因为他知道，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当中，需要整个更新自己的知识，以便在社会当中更好地生存。这种读物是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胡泳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本质上的影响还是扮演了启蒙的（角色）。它实际上是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讲，是纯粹的启蒙。等于是告诉他们，世界的潮流在往这个方面来走。对于很多互联网业界的人来讲，好多人是因为这本书进入到行业中，围绕这东西来做事”，胡泳补充说道。

　　胡泳回忆，当时中学老师还会把《数字化生存》当成一本课外读物，向中学生来推荐。比如后来的作家韩寒还把这本书写进了自己的成名作《三重门》。“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一个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上第一节课时她说不鼓励我们看语文书，然后给我们讲高晓松——那个制作校园歌曲的。她第一节课给我们唱了《青春无悔》，说我们不要满足于考试之内的死的没用的东西、要在考试外充实自己，这样才能青春无悔。然后她推荐给我们惠特曼的书，小林多喜二的书，还有一本讲知识经济的，还有《数字化生存》……”，韩寒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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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韩寒，这本书也影响了当时的许多人。“对当年那些刚刚了解‘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刚刚了解尊重客观规律意味着什么，刚刚明白科学预测、科学决策、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人来说，（《数字化生存》里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无疑是一声惊雷。这是全新的未来观，更是响亮的行动主义宣言”，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段永朝在《从“数字化”到“生存” ——重读<数字化生存>》一文中回忆道。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伯凡在 1996 年读完后，就“在各种场合谈论、引用它”，而且“越来越相信自己读懂了它”。在他看来，“《数字化生存》在中国出版以来，书中的思想和语汇通过二度和三度传播，早已到了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地步。一个今天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人是无法想象它对于第一批中国读者的刺激力的。”吴伯凡曾经是《21 世纪商业评论》的主编和发行人，和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办有财经脱口秀节目“冬吴相对论”。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刘九如则回忆称，《数字化生存》改变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正是受这本书的影响，他坚信 IT 产业必将从专业走向大众，互联网和数字化必将主宰我们的未来，从而积极参与《计算机世界》《电脑爱好者》《IT经理世界》等报刊的兴办，还写了多篇文章和举办众多与此相关的活动。

　　吴伯凡，来自： lj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