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曾直接冲击到他——在“留学是硬道理”的年代，1990年，18岁高中毕业的甘剑平怀揣几乎是全部家当的2000美金，离开家乡上海赴美读书。作为生于“文革”，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买东西还需要各种票据的一代，当甘剑平第一次走在美国超市，发现“商品陈列在货架上，想要什么，你就可以自取”时，他备受冲击。尤其当了解到这些超市并非政府所办而是一些企业或上市公司在经营后，他开始对商业和经济运转规律产生了真实的好奇。

　　也因此，与当时大部分留学生选择学计算机或生物不同，他选择到爱荷华大学读企业管理。

　　在接触到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后，他才知道“原来商品价格是根据供需平衡的，不是某个人脑袋一拍，算出来了的”。才知道“人自私是ok的，出人头地是ok的，你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是ok”的，而这和他之前所受的教育完全相反。

　　比甘剑平早一年，上海交大毕业的沈南鹏去了美国，晚一年，从北大毕业的李彦宏去了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因为年龄比当时的大多数留学生要小，甘剑平经受了更为彻底的价值观重构。

　　在爱荷华大学读大四时，靠去学校办公室蹭面试机会，他一连拿下3个offer。美国同学无法理解，这个大三看到别人穿西装面试才有“实习”概念的中国人居然运气这么好。而甘剑平自己知道，除了自己成绩好和勤奋，他的机遇，还来自一些大公司开始考虑的亚洲和中国的布局。

　　毕业后，他顺利进入普华永道芝加哥分公司咨询部工作，并顺利拿到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工作两年后，他回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攻读MBA 学位。

　　芝加哥大学是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曾走出约4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的作用，这直接影响了甘剑平的世界观和投资观。

　　芝加哥大学的数据分析课则为他提供了方法论。启明同事周凌霏同样出身于芝加哥大学，在她看来，甘剑平是非常典型的“data driven （数据驱动）”型投资人，“JP非常喜欢看number，未来的市场有多大，现在在什么阶段，驱动力有哪些”。而一个标准的芝加哥学派信徒相信，“任何一件事，没有数据支撑，是不会美善的”，“即便拍脑袋，也要知道应该拍百分之多少的脑袋”。

　　1999 年，甘剑平进入美林证券( 香港) 任投资银行部经理。次年，正式加盟凯雷，成为凯雷亚洲成长基金的创始员工。之前凯雷在亚洲的投资基本面向韩国，台湾，日本。从这一年，他们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凯雷亚洲创投基金创始人Eric Levin（李文瑞）是最早耕耘于中国创投市场的美国投资人之一。他带着甘剑平去拜访一些成功的投资人和企业家，“当时是非常小的一个圈子，大部分人在香港，只有小部分在大陆。”他还记得2000年时，参加清科的第一个活动，是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教室。“那是个夏天，没有冷气，大家汗流浃背地在开会”。

　　“中国拥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名第112……” 甘剑平记得当时他们的PPT几乎都是以这句开头的。也是那年，新浪第一个使用VIE结构赴美上市，那时大家对一些基础的资本知识还全无概念，“我们要一条条向人解释VIE是怎么回事”。

　　2000年6月，初涉投资圈的甘剑平完成了第一单投资：亚商在线。亚商在线是国内最早的B2B电子商务网站之一，当时这是大家普遍看好的领域，但其实市场并未完全成熟。六年后，通过亚商在线被全球办公用品连锁巨头欧迪办公（Office Depot）收购，凯雷实现了部分退出。

　　理性担当

　　在凯雷时，甘剑平经常会楼道里碰上在英特尔负责技术投资的邝子平。2005 年，当邝子平打算离开英特尔做投资时，一度邀请甘剑平加入。但甘剑平当时对创业还存有执念，一度去了空中网任CFO。而邝子平则与思科时期的老同事Gary在上海重逢，一拍即合，成立了启明创投。

　　在创业公司呆了一年后，甘剑平发现，相比起做企业的琐碎，他更愿意和企业进行产品层面与战略层面的沟通。“可能是眼高手低”，他自嘲到。

　　他要重回创投机构，但却不愿再回凯雷这种跨国公司：一来大型外资PE机构在早期项目投资上有限制；二来当时所有决策都要拿到美国总部或者亚洲总部。而总部对于新兴事物的投资往往是犹豫的。

　　那几年，腾讯和百度完成了上市。2005年9月，沈南鹏也组建了红杉中国，甘剑平预感“中国的投资机会已经到来”。所以此时此刻他需要加入的一定是一个以中国为总部的基金，启明无疑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