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里曾是农田，Thayappa说，他比划着，声音中怀有一丝眷恋。Iblur过去是农村，Thayappa家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然后班加罗尔就把整个村庄吞并了，Thayappa是Iblur最先进入供水行业的几个人之一，那是2003和2004年的事儿了，那会儿村子周围公寓遍布，住户们在这儿安了家，水井也是那时候起逐渐干涸的。“村子里面本来有20口井的”，Thayappa，现在能用的也只有5口了。所以Thayappa的车队得去更远的地方找水。

　　当话题谈到他供水业务的细节上时，Thayappa变得警惕起来，开始闪烁其词。我把那个公寓里的女士讲给我的故事告诉了Thayappa，开奖，问他是否强迫客户每天购买最低限度的用水，Thayappa否认了这一说法。我又问道他们是否争夺势力范围和顾客，他问道，“什么争夺？跟谁争夺？”

　　我问他是否和Iblur其他的寡头们一起串谋哄抬水价，他同样对此进行了否认。

　　“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他隐晦地表达，“什么都要吞了，那怎么可能？”

　　“他们把这种供水活动称为黑社会犯罪”，我说。

　　“如果没水的话，这些人怎么办？你可以说这是犯罪，随便你，但人们总要喝水，” Thayappa说，“而班加罗尔一天比一天热。”

　　“这个夏天温度要有40摄氏度呢，以前这么几十年这儿可从来没有过，他们填平湖泊然后盖起大楼，”他又一次挥动双手比划着，这一次的姿势中却不再有眷恋，而是巨大的挫败感，“这座城市去哪儿给这些人找水呢？再有两三年我们的水也就用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些公寓楼也就空了，他们该搬的搬，该走的走。”

　　喜马拉雅供水公司的所有人，Bhaskar Gowda在自己位于Whitefield的水站。摄影：Mahesh Shantaram

　　根据一种理论，这种灾难是可以避免的，但除非班加罗尔在水资源管理上做出根本改变。城市规划专家S. Vishwanath成为了这个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福音传播者，他相信改变水资源的管理可以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生。这个留着长头发和络腮胡的高瘦男人拒绝驯服，他把班加罗尔的用水困境看作是一种轮回救赎之道。他在社交网络上贴出不同的水的照片：井水和湖水，水洼和河流，景致祥和，充满了田园牧歌的风情和返璞归真的美好，令人几乎置身于古印度的桃花源。

　　Vishwanath表示，如果班加罗尔的建筑物都安装了雨水灌溉系统，如果城市对废水循环利用，如果减少混凝土覆盖并恢复湖泊，那么地下水的回填就可能实现，班加罗尔就可能免于水匮乏之忧。

　　维持卡车队伍代价高昂，载着大量的水连轴转地运送对卡车的损耗非常巨大。

　　挑战在于把这些改革落实在行动上。举个例子，2009年班加罗尔立法要求建筑物必须收集和循环使用雨水，不过应者寥寥。到如今为止遵从这一规定的也只有一半的建筑物。检察人员可以被收买，监管规则也能够被任意曲解。对于私人供水公司来说，这一法律的有效性早就被班加罗尔混乱的治理方式、腐败的官僚系统和畸形的繁文缛节给消灭的无影无踪了。

　　至于私人供水的车队，Vishwanath也为他们想好了未来。“谁说供水就一定要通过管道呢？”他认为这些车队应当接受监管而不是逍遥法外，不过考虑到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挑战可不小。他认为，供水的市场不能只有一个，政府监管的供水方不是唯一的供水方。他说，在印度还有左派自由主义者，要求政府为用水提供补贴，造成的结果就是“没人在意用水的真正成本”。

　　对于那些私水大亨们和他们的客户，用水的真实成本也在攀升。在Whitefield我见到了Bhaskar Gowda，他和他的兄弟共为喜马拉雅供水公司的所有人，这家公司雇佣了Manjunath并保证华为公司的用水。Gowda不是行业翘楚，公司甚至连中等规模都没达到。他只是几百个小供水人中的一个，有那么两三辆车。他住在一个叫Hoskote的村子，距离班加罗尔10英里远，家里有六亩地，不过在地下水位从300英尺猛降到1200英尺时遭了秧。10年前，Gowda用他的积蓄买了三辆卡车中的一辆。他在Whitefield深处的社区的一家屋顶上租了一间火柴盒大小的房子当办公室，房子角落里放着一台电视机，还堆着小山一般的衣服，更多的衣服则挂在墙上。

　　六月一个下雨的早晨，Gowda和我坐在他房间的地板上，他给我一小杯茶，将他的供水业务种种难处娓娓道来。“送水挣来的钱”，他说，“简直跟水差不多——不够塞牙缝的。真是应了那句花钱如流水。”这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留着小胡子，衣服打着补丁，项链和耳环的金子成色很一般。当他点起一根烟时动作迅速，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把烟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