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棉花俱乐部）为中国的年轻人进入艺术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波西米亚式的社会环境，其中的一些人在日后获得了相当不菲的声望。”正如此前提及的《上海夜生活》一书中写到的那样，不少现在在爵士音乐圈子里的大人物，都有在棉花俱乐部演出的经历。

　　这些都为棉花俱乐部增添了更多传奇的色彩。对于上海这座城市而言，棉花俱乐部是重现爵士文化的标志；对于老马和林栋甫而言，这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时期后的快活空气；对于丰玉程、赵可而言，这是他们音乐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棉花俱乐部则更像是他们年轻岁月的证明。

　　晚上八点半左右，沈先生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来到棉花俱乐部。他们在大厅边上一个不显眼的将将童车安置好，沈先生带着七八岁左右的大儿子，太太则抱着一个小孩子，准备走进棉花俱乐部。棉花俱乐部的最后一夜，对于这一家人来说意义非凡：“我就是在这里认识我的太太的。”

　　因为喜爱爵士乐，沈先生从 2002 年开始成为棉花俱乐部的常客，几乎每周都会来这里坐坐，听台上的乐队演奏。两年后，沈先生的太太也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棉花俱乐部。两人就这样认识、相恋，并最后组成了家庭。“有了大儿子以后，我们还带着他来过。”沈先生说，“当时他还很小，肯定不记得了。”

　　不过这天晚上他们注定要失望了。他们到达棉花俱乐部的时候，这里早已经座无虚席。不少人只能站在过道里。靠近舞台的一大片区域倒是空着，但 Gregory Smith 用略带歉意的口吻和一些熟识的客人解释，这些位置已经全部被预定一空了。

　　门口的服务员也抱歉地和沈先生说，棉花俱乐部不接待小孩子。一家人只能退出来，挤在棉花俱乐部的霓虹灯牌下拍拍照。“很遗憾，以后要是再开的话，我们再来吧。”沈先生说完，对着大儿子说，“你要快快长大，这样下次我们就能进去了。”

　　宋先生走进棉花俱乐部的时候，被里面拥挤的人群吓了一跳。问了服务员，他才知道这天晚上是棉花俱乐部最后一天营业。不过，带着从成都来的朋友见识一下棉花俱乐部的计划也只能泡汤了。

　　“当时是 2004 年来的，公司里的老外同事有一天晚上把我们带过来的。”宋先生回忆道。在那之后，他就养成了一个月左右来一次棉花俱乐部的习惯，“这里的音乐还是挺不错的。”

　　尽管后来因为工作越来越忙，来棉花俱乐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是每次有朋友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玩，宋先生还是习惯把他们带到棉花俱乐部。在他看来，这里也算是上海为数不多的很“上海”的地方。

　　撇开得知棉花俱乐部最后一天营业而来凑热闹的人，这天晚上来到棉花俱乐部的人都有各自对于这里的回忆。老客人变多了，这是服务员 Lily 的这两天的感受。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但越是临近关门的日子，他们就都纷纷出现了。

　　这天晚上的棉花俱乐部因为一下子涌进了太多的人而显得有些混乱。一个领班模样的男人拿着空调遥控器从人群中费力地挤出来：“里面太热了，我都开了冷空调了。”说着，他爆了一句粗口。

　　酒也不多了。棉花俱乐部要关门了，备货备得太多，接下来要怎么处理都会是个问题。一位女士对着酒单连着点了好几种，都只能得到服务员略带歉意的回答：“这种酒我们没有了。”

　　好在，音乐还是没变。这天晚上他们安排了三组演出，原计划是从晚上十点半开始，一组大约 45 分钟，一直演出到凌晨一点半。

　　Gregory Smith 在和熟识的客人都打过招呼以后，背着吉他走上舞台。这一天他穿着一件牛仔衬衣，解开最上面的三颗扣子，白色的长发在脑袋后面扎成了辫子。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十几年前，他的身材不像现在这样发福得厉害，棕色的头发微卷，梳成一个洋气的中分造型。

　　19 年来，乐队的成员来来去去。只有吉他手 Gregory Smith 和贝斯手 Jorland Paulino 始终留在棉花俱乐部。鼓手 Francesco Pierre 也可以算作是元老，2001 年他来到棉花俱乐部接替之前的鼓手 Fred Hanel 常驻演出。

　　Gregory Sm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