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斯塔佩尔作假调查，范阿森找到了真正的兴趣所在。他再也无心本职研究，而是成立了一家专门调查学术界草率研究和不当行为的机构 Meta-Research Center。哈杰因克也于2013年加入。

　　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当前学界最紧迫的是确定哪些学术成果和方法还值得信赖。最初， Meta-Research Center的项目只是研究误差和常见的偏差，但范阿森提出，要更进一步，全力瞄准要害，开发探查方法，在已发表的科学文献中挖出虚假的数据。

　　学术造假水深，成见比欺诈更难打

　　目前为学界所认可的接受的调查结果来自2009年斯坦福研究者丹尼埃尔·法内利（ Daniele Fanelli）的研究。他收集了此前21项针对不同领域科学家研究行为不当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些完全依靠科学家如实汇报自身不当行为的研究，法内利得出，约有2%的科学家在研究生涯中曾经伪造数据。如果法内利的估算无误，每年还几千名“漏网之鱼”。

　　范阿森与哈杰因克认为，大部分科学造假还没有被检测确认，并且科研过程中不当操作的实际发生率远高于2%。范阿森指出：“我们不能相信那些当事人的汇报。这好比你在开会时当众问一位男士有没有背着未婚妻偷情，对方很可能不会承认。”

　　因为2012年揭发了两起心理学领域的恶性欺诈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心理学教授尤里·西蒙逊（ Uri Simonsohn）落得“数据义务警察”的“恶名”。他预计，在已发表的研究论著之中，含有欺诈性数据据的可高达5%。他说，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边缘学科，也不仅存在于读者寥寥的期刊，可能一些知名度很高的论文也有假数据，一些名流也造假。

　　可只要无人揭露，科学界就那种对热门领域欺诈不以为然的风气就不会消失。曾揭发多个科研领域欺诈现象的美国微生物学家阿图罗·卡萨德瓦尔，也建议调查者把时间花在影响更广泛、更值得调查的问题上。回顾过往，至少那些致力于抵制不当行为的科学家都持这种看法。

　　1983年，英国免疫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在《伦敦书评》上发文坦言，不诚实的科学家数量很难统计，可即便不诚实变成令人谈之色变的普遍现象，也不足以阻止科学成为人类从事的最成功事业。 换句话说，只要科学继续造福人类，研究人员顺利进行基因排序、化学分类，疾病能得到可靠的确诊和治疗，那么造假在多数科学家眼中就还会只是无关痛痒的问题。

　　然而，科学界的不当行为可能产生严重的危害。例如，欧洲一流医科大学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的医生保罗·马基亚里尼（Paolo Macchiarini）被爆出他造假自己发明的试验性外科手术疗效，导致多名患者接受他的手术后不治身亡。他目前正接受瑞典检控方调查。

　　即使是相对更平凡的日常研究，科学家也需要根据过去的研究成果积累可靠的经验，支持自己的理论。若学术造假行为真如哈杰因克和范阿森所想的那样普遍，虚假的成果就会遍布科研文献，像尚未爆炸的矿山一样威胁着一切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新兴研究。假如能将科技运用于科学领域的自我校正，至少学界能真正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

　　需要正视的是，科学界追捕造假行为的动力不足。

　　科研界历来没有森严的等级，更多的是一些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建立松散联盟，大学作为科学领域的核心实体也不涉足科研成果的评估。只要造假没有被公开，大学几乎不会有追查的压力。

　　于是，保证科研诚信的重大责任就落在每位科学家身上，唯有寄望他们自我管理、彼此约束。西蒙逊说，这种自控岂止是远远不够，甚至起不到效果。即便抓到最招摇的造假者，那帮人只是冰山一角。而且，就算是曾经的举报者也越来越不愿揭发造假。西蒙逊和蒂尔堡大学当年举报斯塔佩尔的那些人都表示，不会再为打假挺身而出。一名学生说，心理学界不可能在那样对待造假了，肯定有更好的方法。

　　科技打假，万里长征的一小步

　　专职研究学界造假问题以来，哈杰因克饱尝人生五味，既备受非议也得到支持和奖励。

　　2016年8月，在同事帮助下，他将Statcheck的所有成果公开发布在同行评审网站 PubPeer，最初在Twitter网站和一些科学博客上得到肯定，称赞的人主要是年轻学者和开明人士。但哈杰因克也受到以老一辈科学家为主的学界人士谴责，这些批评者担心他的做法会招致公众对学界的谴责和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