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佩尔的发现常常因为媒体报道进入公众视野。他的研究常揭示，性别和种族歧视这类经久不衰的重大社会问题与日常小事息息相关。这样的观点自然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它们暗示大家可能找到既简便又得体的解决方法。

　　如果说斯特佩尔德多种多样的兴趣有什么共通之处，那应该是这种接地气的魅力。他的研究经常见诸《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等高人气报端，他本人还成为荷兰电视节目的常客。

　　曾经的学术明星斯塔佩尔。图片来源/static1.net

　　但渐渐，一小部分同事和学生开始产生怀疑：“太完美了，不像是真的，”当时在蒂尔堡大学工作的教授约瑟夫·罗宾（《卫报》调查者应本人要求化名）回忆，“他的实验都能证明论点，怎么会有那种事。” 2010年，一名学生向罗宾提起，斯塔佩尔的一些数据看起来有古怪。

　　于是同年秋天，也就是在斯塔佩尔被任命为学院院长不久，罗宾主动提出和斯塔佩尔合作，希望第一时间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斯塔佩尔同意了，几个月后发给他一些数据。罗宾说那些数据看起来难以置信，没有内在一致性，“一点也不像我见过的任何真实数据。” 在那名提出质疑的学生帮助下，罗宾从斯塔佩尔的合作者和以前执教的学生手中掌握了更多他的数据组，越来越多证据显示，他的数据可疑，而且他曾经直接在一项研究中全盘照搬另一项研究的数据。

　　2011年8月，系主任马塞尔·泽伦伯格（ Marcel Zeelenberg）收到对斯塔佩尔的举报，泽伦伯格带着举报者提供的证据与他对质，他起初否认，但几天后就承认举报人的指控属实：他从未在火车站走访过乘火车上下班的人，没有调查过哪位女性对美容产品广告的看法，也没有了解过法官怎么看待司法公正和种族歧视。

　　事实上，斯塔佩尔的行径甚至称不上是“数据粉饰”研报，因为大部分数据都是他趁妻子和孩子睡着后在家中厨房里捏造出来的。他的作法与正确的科研步骤完全颠倒：先是确定要得到哪种结论，然后反向操作，由结果推测需要收集哪些数据点，再把数据填上。

　　2011年9月7日，蒂尔堡大学发布了斯塔佩尔停职的消息，媒体先是猜测他几天前一项宣称食肉者更自私、更不合群的研究可能出了问题，但显然，这里头的水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深。

　　高科技打假先锋原是造假大师门生

　　两天后，学校成立了专项调查委员会。为了确认斯塔佩尔造假的严重程度，委员会找到系里的一位统计学家兼心理学家马塞尔·范阿森（Marcel van Assen）帮忙。范阿森当时正好对手头的研究感到厌倦，并且对校内红人斯塔佩尔也不怎么感冒，觉得他的管理更依赖个性魅力而不是理性，于是欣然接受了调查的任务。

　　范阿森花了一年时间分析斯塔佩尔在蒂尔堡期间发布的45份研究，列出所有数据误差，指出哪部分效应量（衡量一项实验中实验组与控制组差异的标准）看来大得可疑，哪些数据次序是从别处复制的，哪些变量相关性过高，哪些变量本应同步却未呈现在研究里。

　　2012年10月，委员会主要根据范阿森的分析结论公布了最终调查报告，正式撤回55份斯塔佩尔此前在期刊发表的论文。虽然斯特佩尔本人此后退还了取得的博士学位，但他已经制造了科学界史上罕有的大骗局。观察机构 RetractionWatch将其列为史上论文撤回量第三高的学者。

　　蒂尔堡大学震惊了。斯塔佩尔的学生和同事发现，他那些令人艳羡的技巧不过是唬人的把戏，而自己将近十年里撰写论文引用的观点都是谎言。

　　斯塔佩尔被停职的消息传出时，哈杰因克还在图书馆自习。虽然那时斯塔佩尔的骗局还没有彻底曝光，但这位蒂尔堡大学心理学系本科生已感到瞬间失去方向，仿佛丢失了某种坚实又不可或缺的东西。斯塔佩尔是他的导师，曾经聘他做研究助理，还时常给他鼓励。事后，哈杰因克认为当时自己受到打击巨大：

　　“是这个人启发我开始真正有了研究的热情。没有了那种产生热情的理由，你说还有什么意思？”

　　哈杰因克坦言，斯塔佩尔引爆了科学界的重大危机，他的骗局败露后，自己开始拼命寻找某个领域里有没有可以信赖的东西。而后，哈杰因克注意到，对科学家来说，主观地解读或者操控数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有那么一阵子，他甚至考虑放弃研究，做个警察。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哈杰因克因为统计学课结识的范阿森带他迈上了科学打假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