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鸿（A. Zee）

　　采访者说

　　在专业物理圈外，“徐一鸿（Anthony Zee）”这个名字可能并不常见，但要提起“阿热”（A Zee），许多人会立刻想起他的著名科普作品《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所谓“阿热”者，就是“A Zee”的误译。但，这正是从80年代末，他与中国读者结缘的开始。

　　徐一鸿教授可谓是20世纪理论物理领域里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经历了粒子物理的黄金年代，之后又参与了凝聚态物理中拓扑序的开创性工作。他的研究跨越了物理学的诸多领域，这使他拥有绝大部分物理学家不能比肩的视野。在学术研究之外，徐一鸿还写成了物理学的几本国际著名教材以及科普读物，在欧美尤其盛行，深刻影响了一大批后辈学者，包括笔者本人。近日，笔者受《赛先生》之邀专访徐一鸿教授，希望他的视野和阅历能够对年轻人有所启发。

——许岑珂

　　采访/撰文

　　许岑珂（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物理系副教授）

　　您在很多领域都工作过，我所知道的就有粒子物理、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和生物物理。这和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家不太一样。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比较频繁地更换领域，而不是更专注在一个领域？

　　徐一鸿：我最基本的领域还是粒子物理，我虽然在各个其他领域探索过，但是现在年纪大一些了还是会回到粒子物理来。

　　我之所以会比较广泛地选择我的研究课题，我想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我本来就有很广泛的兴趣，而我和身边的同事在这方面有比较强的互相影响。维尔切克（Wilczek，atv，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就和我一样，也是兴趣非常广泛的人。我们曾经谈到过希望像朗道（Landau）一样，做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贡献的科学家，而不是做某一个狭窄领域的专家。

　　在20世纪80年代，粒子物理经历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朝向数学化的方向发展，比方说弦论。而我在那个时候正好处在一个适合探索其他领域的年龄。当然有些人会选择继续在一个小的方向继续做下去，但我很庆幸自己有广泛的兴趣，并且能够比较广泛地探索。

　　另外，在理论物理所初建之时（指的是现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也就是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卡夫利理论物理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的前身），本意就是要找一批兴趣比较广泛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虽然美国整个科研系统还是倾向于鼓励大家变得越来越专，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个系统里很容易变得很专，但我还是很幸运地保持了自己的广。

　　另一方面，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身边的年轻人，特别是理论物理所的年轻博士后们。第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就是William Bialek。他现在是普林斯顿的教授，1985年时是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他那时候就在做生物物理。他让我对生物物理很感兴趣，包括视觉的原理等方向。另外，那时候“爆炸”的课题就是量子霍尔效应，而文小刚来了以后我们开始在这方面有合作。后来我和文小刚、维尔切克一起做“任意子超导体”（anyon superconductor）。所以在一个好的地方，和优秀的年轻人合作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不同领域工作，认识了不同领域的人，是会让自己受到相当的刺激和启发，使眼界和思路拓宽的。

　　左起：文小刚、徐一鸿、朱邦芬。摄于2012年6月清华大学的陈-赛蒙斯楼专家公寓(Chern-Simons Hall)

　　2000年，在理论物理所我们搞了一个“生物学年”，整整一年的关于生物物理的学术活动。那一年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个新的专题。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在一起讨论。我在那个活动上了解到了RNA折叠这个题目，并且在生物学家的引荐下我开始参与这个领域，并且开始参加这个领域的学术会议。

　　您刚才说您的基础还是粒子物理。我其实很难想象您在粒子物理中掌握的什么知识和技术能够被用到RNA折叠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