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德布罗意(de Broglie)年轻时候的博士论文是非常有创造力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但是他晚年却完全打压法国的新生的研究方向。德布罗意甚至都不允许法国人教量子力学。海森堡(Heisenberg)也是这么一个例子，他晚年也在完全打压当时新的研究方向，只希望德国人研究他喜欢的方向，比如“非线性旋量理论”（nonlinear spinor theory）。

　　当然这不是一个太公平的比较，因为每个人在上了年纪以后，大都不如年轻时的创造力了。

　　在这方面美国是做得最好的。美国基本上是开放与尊重新的研究方向，不会固执地打压任何其他方向的研究。

　　另外，你觉得俄国物理学家是在苏联解体前做得更好呢，还是苏联解体后到美国来做得更好呢？我曾经问过俄国物理学家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初的高压政治下很难有任何娱乐，他们只能在心灵深处探索对物理的求知，在这块净土上寻找快乐。但一旦他们来了美国，诱惑反而多了，很难专注。

　　2004年摄于卡夫利理论物理研究所(KITP)。第一排座椅右三为徐一鸿，右二为D. Gross(诺奖得主)，右一为W. Kohn(诺奖得主)，右四为L. Bildsten(现任KITP所长)，右五（褐色西装者）为G. 't Hooft(诺奖得主)。徐一鸿左后为P.W.Anderson(诺奖得主)，右后为F.Duncan M.Haldan（今年诺奖得主）。第一排站立者左二为杨祖佑（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左五戴眼鏡者为Marc Me'zard(现为巴黎高师校长)。第二排站立者位于't Hooft正后方的有白色大胡子者为Howard Georgi (哈佛大学教授) ，位于徐一鸿正后方戴眼镜者为文小刚。（注：近日，徐一鸿获授法国“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讲席教授”，2016-2017年在巴黎高师访问。）

　　您的人生真的可以用“精彩”二字形容。您出生在战火中的1945年，您对战乱时期的生活还有记忆吗？

　　徐一鸿：我对幼时的记忆较为模糊，有些记忆不太确定是我自己亲眼所见，还是后来听父母口述的。我老家在上海，但是和很多人一样，我父母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到了大西南。我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生在昆明，抗战后全家迁回上海。但是也没有安稳多久，1949年我家先搬到了广州，然后再搬到香港。最后我父母选择举家移民到巴西。

　　今天我们如果出国，大多数人会选择美国或者欧洲。我想问一下，当年您父母为什么会选择去巴西谋生？

　　徐一鸿：在当时那个战乱的年代，人们的选择非常少。与其说是我父亲决定去巴西，不如说是很多机缘巧合促成了这么一个结局。我父亲恰好有一个好朋友在巴西做生意，而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做生意总是要靠朋友的。于是我父亲就带着我们去了巴西。

　　另外我父亲跟我说过一番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当时如果他来美国，就只能给美国人打工，自己独立创业很难打开局面。就连胡适到了美国也只能在图书馆工作。而当时在巴西，大多数时候是巴西人给华人打工。越是在发展中国家，外来资本越容易投资成功。我父母的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情况，他们刚到巴西的时候一无所有，但是后来都成了社会上层。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华人大多数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

　　您似乎和您母亲的感情很深，您写的《吞云》一书就是献给您母亲的。您母亲对您一生的影响很大吗？

　　徐一鸿：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女子，书法、京剧都很精通。她有相当的语言天赋。我觉得我在语言上的一些天赋也继承于我母亲。当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从小就接触了各种语言，包括上海话、广东话、英语、葡萄牙语、法语等，当然还有汉语普通话。我认为童年时期接触到各种不同语言对于一个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培养很有好处。

　　我母亲也很注意让我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比方说，我们举家从香港前往巴西移民，一个多月的船上生活，她也不忘教我读书。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就让我阅读很多中国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之类的。我当时读的是“洁本”，是专门为了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删节版。后来我父母也让我读过《论语》、《孟子》之类的儒家经典。当然，年轻的时候我还是更喜欢武侠小说，我想这和很多年轻人类似。而且我觉得金庸的小说对我中文程度的提高很有帮助。

　　徐一鸿(左一)与母亲及四个弟妹

　　看来您从小的家庭教育非常好。您的家庭里除了您之外还有别的科学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