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鸿：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应该把我自己归类为粒子物理学家，我更加适合归类于“量子场论学家”。量子场论是粒子物理的一个工具和语言，量子场论其实可以用来描述很多东西。

　　我对于RNA折叠感兴趣的方面，并不在于它的生物细节，而在于它的各种拓扑性质。RNA是一个长链，heteropolymer，我们对它折叠过程中的亏格（genus）和黎曼曲面等性质感兴趣。所以，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强调物理普适性“universality of physics”，很多概念都可以跨领域地应用。

　　假如您现在刚刚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而且你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博士后奖学金（postdoc fellowship），那么您会选择在哪个领域研究呢？

　　徐一鸿：我认为现在一个巨大的谜团就是人脑。所以我可能会选择神经科学的某些问题来研究。

　　另外我还想告诉年轻人，这也是我经常告诉我学生的，当你选择领域的时候应该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本质的兴趣（intrinsic interest），另一个是方法的兴趣（methodology interest）。有些方向有本质的兴趣，比如中微子质量之类的，而另一类方向是方法和技术非常漂亮。在选择方向的时候两者都要兼顾到。

　　您写了多本在欧美台湾非常受欢迎的教材，涉及不同领域但都有相关性，包括量子场论(书名: "Quantum Field Theory in a Nutshell")、广义相对论(书名: "Einstein Gravity in a Nutshell")，和群论(书名: "Group Theory in a Nutshell for Physicists)；您还写了一些科普书籍。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您写的《可怕的对称》。此外您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饮食文化、文字和历史的书《吞云》。请问您是很享受写书的过程吗？

　　徐一鸿：是的，我是喜欢写书的过程。写教材其实迫使我能够坐下来冷静地思考问题。其实教学的过程也有这个作用。写书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当我们教课的时候，直播，往往会因为学生的准备不足而感到沮丧；而当你写教材的时候，在你脑中可以创造出一群理想学生的形象。所以你写书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这群学生解释物理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值得享受的！

　　实际上，我最初打算写教材的时候，温伯格（Weinberg）正好想让我去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工作。他听说我想写教材，就建议我先写科普书籍。他自己就是先写了科普书《最初三分钟》，然后才写的那些著名教材。我后来发现写科普书确实有助于自己对教材的写作。

　　我那本关于饮食的书《吞云》，是打算用饮食向欧美人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比如，我写到了辣椒。虽然辣椒现在在中国南方很流行，但实际上辣椒是从美洲引入中国的。另一个例子是茶。茶在西方世界有两种叫法，一种叫“tea”，另一种叫“chai”。其实，当葡萄牙人最早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时候，是按照中文发音把茶翻译成了“chai”。但是后来中国开始了禁海，后起的西方国家只能从台湾或者福建沿海进口茶，而按照闽南语对茶的发音就被译成了“tea”。我觉得这些历史都很有意思。顺便一提，《赛先生》的读者可能会有兴趣知道，金庸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

　　《可怕的对称》封面（左）和《吞云》封面（右）

　　徐一鸿新书“Group Theory in a Nutshell for Physicist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29日出版)

　　您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学生需要学会对自己的导师说“不”。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但我想问问，当您的学生和您在科研中有了不同意见，你们怎么处理呢？

　　徐一鸿：我们当然会平等地讨论和辩论，看看最后到底谁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尊师”非常重要，这似乎隐含了老师永远是对的。但其实人都会犯错误，导师也不例外。还有很多导师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非常有创造力，但是年纪大了对新生事物的容忍度反而非常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