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超兰不止一次听到别人对她说，“你是我见过最不像科学家的科学家”。这个可褒可贬义的评论她并不太在意，“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时尚，头发又染了紫色。”她笑说。这个进入化学系做 freshman 的女生，长发及腰，穿长裙子，外表斯文，总被问是不是读英文系的，也喜欢这样被“误解”。她说这样很好玩儿，特别是让自己导师“跌眼镜”。她在香港大学读博期间，不疯玩的时候就腻在仪器旁边，陪伴它，和它谈情。“一次周末，支志明教授看到我半夜还在实验室里，他说‘Catherine，你真让我“大跌眼镜”’（他的意思是说我外表看着不像那种耐得住寂寞一个人对着沉闷的质谱仪器做科研的人。）我说，‘老板，其实昨晚我已经跳舞跳通宵了。’”黄超兰笑着回忆道，“Work hard while you work, play hard while you play”，我一直认真奉行着这条父亲给的家训，因此一直非常快乐”。

　　博士毕业，与导师支志明教授。（摄于香港大学）

　　关于女性科学家，从小接受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我实现的西方教育的黄超兰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许多女性科学家常有这样的心态：如果不能同时完全兼顾科研和家庭，无论是为科研放弃家庭还是反之，都会感到很不甘，觉得自己始终在做出牺牲，埋怨环境剥夺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黄超兰认为，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科研和家庭之间做出了取舍之后，再为失去自己放手舍弃的东西而抱怨十分有害。一个人有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的自由，也应当为之承担责任。黄超兰说，许多人之所以始终无法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总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患得患失，把自己置于不开心的状态之中。“我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的人，不喜欢随大流，不喜欢覆规蹈矩，自由意志对我非常重要。所以我总是很清楚我想要做什么，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比方说社会上总有不成文的规则：什么时候该结婚啊，生小孩啊，等等，这些对我来说从来都不会构成压力，因为我从不会去理会和在意别人说什么。这大概也是我的专注不受干扰的能力的一种表现”。黄超兰是一个要么是零要么是一百的人，要么不做这个事情，当你开始做了你要把它做好为止。42岁生第一个宝宝并且游走于母亲和科学家之间的角色怡然自得，乐趣无穷，也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作为女性，她认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认为人应该首先不论性别，先要有相互尊重、有区别于野兽的人性；然后再考虑性别，女性与男性是不同的，两种性别根本应该互相了解，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竞争和仇视。男性应该履行男性的特质和角色，女性应该履行女性的。“有人说女性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科学家，企业家，高管等等，曾有朋友开玩笑说，可能不久就会回到母系社会了。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没有“性别竞争”的包袱。性别歧视，某种程度上和性别无关，因为歧视存在于任何领域，不止性别，包括强弱，贫富，种族，等等，这是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性的劣根性。”

　　虽然按社会或生理的定义，妈妈当得很晚，但晚育对黄超兰来说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成为母亲之后，就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和良好的教育。“我是一个非常关注幼儿教育的职业妈妈，还不算是虎妈，比较平衡。从小就让孩子知道妈妈是有事业的，但是不会因为这个而缺乏对他的爱和教育。要他长大明白，每个人都要努力工作，要努力为家作贡献，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作为女科学家，和自己独立带孩子，要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保持平衡？“分配好时间，提高自己的效率。做出取舍（比如减少自己的娱乐比例来陪伴教育孩子），然后热爱你的取舍，让所有的时间都是有效的（quality time）。还有就是我比较善于找人帮忙。”她笑着说，“我是一个happy mom，遗传给儿子了，他也是一个快乐宝宝。在家最多的就是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