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中国科学家提供一流的科研服务，国家斥资在上海兴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大设施：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作为中心主任助理，直播，并建设管理整个质谱分析系统的黄超兰，就是这样一位热爱并精通质谱技术的“玩车人”，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将质谱技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个团队胸怀雄心壮志，“我们不只是提供最优秀的设施和服务，更致力于研发尖端技术，挖掘质谱技术的潜力。”

　　黄超兰把从美国质谱顶尖的 John Yates 实验室学成回来的前沿技术应用到极致，促进了全国许多生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并使之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质谱系统发表和在投的高影响因子期刊的文章共有16篇之多。“我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质谱核心设施（core facility）,我要提供的，是每个生命科学家最好的技术合作伙伴。正因为此，我的团队必须做研发，否则这个系统，或者任何系统都将会很快走下坡路。”黄超兰说。

　　因此，在中国目前体制并不利好这样的理念底下，她的团队还在困境中攻克质谱技术在生命科学应用上的各种难题，包括高通量蛋白质组学的绝对定量，单细胞的蛋白质组学，为特定的重要研究对象量身定制技术，揭晓分子量达到兆道尔顿级别的蛋白质复合体结构和组装拆卸动态，发现它们的“社交网络”，捕捉和其他分子的相互作用…… “我很感谢我的团队成员，他们的背景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研发、对挑战新事物的兴趣，而从不满足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深刻理解质谱技术需要物理化学的训练，而将其应用于蛋白质组学要涉及不同组分的分离，这又需要分析化学的背景，解析数据还要涉及生物信息学，多个学科在此碰撞。黄超兰说：“我“玩质谱”所以我懂它，所以知道怎样把它应用到极致，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把生命科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让我高兴的是，我以前的美国合作者还是继续把样品寄到中国来跟我合作，还有国外一些不认识的人，看了我文章后，写信来要求合作的，这些都证明了“要有好的科研，才会有好的合作”的理念是正确的。”

　　2005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刚到美国。（摄于圣地亚哥）

　　出生在上海，从小随父母辗转，小学、初中阶段横跨上海广州两地，之后移居香港，在那儿开始高中、大学、研究生的人生重要阶段……黄超兰在大陆、香港和欧美的丰富经历，让她充分体会到中西文化的长短处，体会到两者交融的可贵性，对许多问题感触很深。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好、更强大，这种爱像‘眼睛’那样，容不得半点灰尘。所以我对国家一些不好或做得不对的地方，可以说是‘爱之深痛之切’。”黄超兰认为，国家现有的制度倾向于割裂研发与服务，甚至割裂技术和科研，这是很不明智的。缺乏完善的制度来保障长期规划的有效执行，各级机构的新一任领导班子上任后往往不能延续之前的体系；缺乏有效的人才机制，研发型人才即使做出了漂亮的工作，也难以在单位获得博士学位的认可，晋升也阻力重重。

　　“国家地大，人多，教育水平参差，人心参差，历史原因太多，等等，当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是一个世界级的巨大挑战。可是正因为这样，让真正为国爱国的有识之士，有世界视野，精通中西文化，能够为国家作贡献，能够为国家献良策才尤其重要。完善的人才体制是国家发展的必要保障。可是往往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但是没人执行，或执行起来很偏离应有的效果。” 黄超兰坦言在目前的体制底下，争取和留住人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与 John Yates 教授在学术会议上

　　科学素养

　　只用理性和数据说话

　　但是，不论“技术与科研”的争论如何，科学家的某些特质应该都是一样的。“侦探，玩车人，医生，宝藏挖掘人”黄超兰觉得都像在形容自己的科学家身份。

　　“好奇，热爱，喜欢探索，锲而不舍，勤奋。这些都是。缺少一样都会让你容易会气馁或者会满足，甚至放弃。”黄超兰认为，不好奇就不会深入，会停止探索，不热爱日子就会过得很苦，会变得急功近利。轻言放弃或懒惰，成功机会一定会低。“我从小到现在都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玩侦探游戏，喜欢寻宝、解谜、逻辑推理。做研究有点像做侦探，先看到一个现象，然后抽丝剥茧，去发现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理论或者真理。所以逻辑推理，分析，批判性思维这些能力都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最低装备。”专注力是黄超兰的另一个强项。“遇到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困难，我会自动切换到"问题-解决方式”导向的模式，第一反应是脑子里出现一堆程序，一堆处理问题的"protocol（方案流程）或 SOP（标准操作程序）"…… 我称之为机器人模式。我会把情绪，心情，等等各种各样和‘人’相关的因素自动屏蔽掉，不让它们去影响我的判断和分析，只用理性和数据说话。”

　　博士毕业留校港大

　　女科学家

　　叛逆人生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