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谱技术（Mass Spectrometry）通过测定蛋白质分子的质量而进行蛋白质分子的鉴定，并能得到蛋白质分子的修饰和分子相互作用等信息。然而质谱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并不完美，也正是很多难题的出现促使了质谱技术的研发和更新。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的黄超兰研究员就是专攻这类难题的科学家。“质谱”之外，她飙车、通宵跳舞、染紫色长发、酷爱推理小说，这位被称为“最不像科学家的女科学家”，42岁成为一名混血男宝的妈妈之后对幼儿教育也颇有见地。在大陆、香港和欧美有着丰富求学生活经历的她，是如何游刃有余的行走科研人生的江湖的？接下来的文章将为你展现个性十足的黄超兰。

　　记者柯雨曦

　　编辑李娟

　　大学时期的黄超兰

　　求学之路

　　质谱是我心爱的玩具

　　黄超兰的求学之路是一首高低起伏的圆舞曲。她说：“进入香港大学的研究院之前，我属于还没开窍的那种。”毕业后应该贪玩，回自己母校当了高中老师，一玩就是三年。忽然有一天看清楚当老师不适合自己，于是就跑去港大考研究生，从此找对了情人，对科研死心塌地，爱得难舍难分。

　　“喜欢接受挑战写在我的基因里，”黄超兰说。她最初步入质谱领域，就是源于对挑战新事物的热情。支志明教授是她在香港大学化学系时的博士导师，这位中国科学界大牛，在化学领域世界闻名。他很早就意识到质谱技术的潜力，希望有学生来开拓这个领域。黄超兰欣然答应在这个全新的地盘上闯荡。当时在香港专门从事质谱研究的人只有两位，黄超兰选择了现已退休的香港理工大学曾振威教授，同时师从曾教授的老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质谱著名前辈 AG Harrison 教授，开始专攻基本原理质谱 （Fundamental Mass Spectrometry），也就是质谱机理本身。研究氨基酸和肽段，在气象中的裂解原理（fragmentation mechanism）及其热动学性质，从此和质谱机械，各种分析器，及其背后的不同物理化学基本原理玩儿得废寝忘餐。

　　“我喜欢车，喜欢飙车，我热爱质谱仪器，喜欢把质谱技术发挥到极致。车和质谱都是我心爱玩具。”

　　黄超兰在研究质谱基础理论的过程中看到了质谱在生物大分子中的潜力，开始开拓这一新兴领域。“记得那是2000年的某一天，我读了后来的老板 John Yates 的一篇文章，当时脑子里灵光一闪，便认定了一定要把质谱技术应用到大分子上。”那时质谱都是化学系的仪器，和生物学家们的关系还很远，在美国蛋白质组学也刚刚起步没几年。两年后，诺贝尔化学奖颁给发明ESI的约翰·芬恩（John Fenn）和发明 MALDI 离子化方法的田中耕一，因为他们，质谱这个物理和化学的利器，终于能进入生命科学领域，使生物学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黄超兰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加坚定地要在质谱技术应用在生命科学上的这条路上走下去。于是干脆就直接去了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 John Yates 实验室访学，做博后，做科研，更被 John 劝服放弃了她拿到的美国东北大学的 PI 聘书，留在 Scripps研 究所任永久资深科学家。在美科研工作生活八年，直到2013年被中科院人才招聘回国建设国家蛋白质中心，主管质谱系统，成为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的研究员。更在2014年以第一的答辩成绩获得了“科学院引进杰出技术人才”的荣誉。

　　博士毕业。@HK Stadium

　　玩转科研

　　多学科碰撞下的质谱研发

　　在黄超兰看来，会使用质谱和研究质谱技术本身两者不太一样。“开车时间长，不等于开得好；开得好，不等于真正喜欢或懂得玩车，”黄超兰打了一个比方，“多年的老司机也许很熟悉常开的路，也一定程度熟悉自己的车，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深入清楚地了解汽车行驶的原理，也没兴趣去了解。而喜欢车，玩车的人追求车的性能，对构造和功能都了如指掌，能根据驾驶的需求设计和制造，提高性能，玩出新鲜的花样，运用到极致。看过《头文字D》这部电影的人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如今质谱技术开始普及，一次大型质谱学术会议参会者动辄数千人，然而其中真正“做质谱”的可能也还不过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