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威克说：“学生更应该专注于提升自我，而不是担心自己是否聪明，又或者渴望得到外界认可。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学到更多、更加聪明。”德威克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学校里，成长型思维学生会表现出更大的进取心并能获得更高的分数。

　　卡米拉·本博也承认标准化测试不应该限制学生的选择，反而应该“因材施教”开发出适合学生特定能力的教学策略，这能够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发挥潜能。

　　天才也需要帮助和引导

　　明年，本鲍和鲁宾斯基计划发起一项针对“超级天才”（万分之一）的中年调查，重点关注其事业成就和生活满意度。同时，他们计划再次调查1992年美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样本。

　　这一系列即将进行的研究有可能进一步打破长期以来的“天才儿童不需要太多帮助，仅靠天赋就足以成功”的错误认知。

　　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的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大卫?盖瑞（David Geary）说：“教育界依然对这些结论充耳不闻。人们普遍认为，有天赋的孩子并不需要额外的鼓励和帮助，而应该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表现较差的孩子。“

　　虽然天才教育专家们宣称扩展了美国人才开发项目的选择，然而到目前为止，受益的主要还是那些在天赋和社会经济状况上都领先的学生。

　　卢宾斯基说：“我们知道如何甄选天才，也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成长，但是我们仍然漏掉了很多农村地区的聪明孩子。“

　　卢宾斯基曾是高中和大学的摔跤运动员，他说：“一直以来社会更多关注如何鼓励和培养运动天才，而非智力天才。“

　　然而，相比于天才运动员，正是这些智力超群的“数学狂”，才是塑造社会未来的人才。

　　卢宾斯基补充说：”纵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无论是医疗、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还是能源问题，那些智力天才才是最有希望解决问题的人。这些孩子值得我们放手一搏。“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天才们确实控制了这个社会

　　目前，首批SMPY学员已经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关于“早慧的神童们到底比社会其余人的影响力高出多少”这个问题，也渐渐开始拨开迷雾。

　　十岁的陶哲轩（Terence Tao）和著名数学家保罗·埃尔德什（Paul Erd?s）一起研究数学问题。

　　事实证明，许多推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进步的创新者，都是那些早年具有独特认知能力并被发掘和培养的人。这些早慧青少年受益于类似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优青少年中心（Center for Talented Youth，20世纪80年代史丹利创立，附属于SMPY）这样的丰富项目的发掘和培养。创立之初，SMPY研究和资优青少年中心对SAT成绩占前1%的青少年都开放。

　　在这之中，我们熟知的先驱数学家特伦斯·陶（Terence Tao，陶哲轩）、莱哈德·吴（Lenhard Ng）就是那前1%的神童，同样的还有脸书（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谷歌（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以及音乐家“Lady Gaga”斯蒂芬妮·杰尔马诺塔（Stefani Germanotta），他们早年都通过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优青少年中心的测试。

　　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人才甄别项目的心理学家乔纳森·瓦伊（Jonathan Wai）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天才们确实控制了这个社会。”

　　瓦伊综合了来自11个前瞻性和回顾性的纵向研究——包括SMPY——的研究数据，来论证幼年认知能力与成年后成就的关系。瓦伊说：“测试成绩占前1%的孩子往往会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联邦法官、参议员或者亿万富翁。”

　　然而，这样的结论与长久以来建立的——“优异的成就主要是通过努力造就的”——理念相矛盾。SMPY研究认为早期认知能力比刻意训练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等环境因素，对个人成就有更大的影响。

　　正确培养儿童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