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开始，特尔曼筛选了一些IQ分数优异的青少年对象并跟踪、鼓励了他们的事业发展。然而，让特尔曼失望的是，这些“天才军团”中仅仅出了少数几位著名的科学家。而在那些由于IQ得分只有129分而不足以被选中的人中，威廉姆·肖克莱（William Shockley）成为了共同发明晶体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也同样被拒。

　　史丹利猜想特尔曼的测试方法不可靠，尤其没有考虑定量推理能力，不然是不会过肖克莱和阿尔瓦雷斯这样的天才的。

　　所以，史丹利决定尝试学术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尽管这项测试是专为年长的大学生设立的，而史丹利设想这正好适用于检测早慧青少年的分析推理能力。

20世纪70年代，朱利安·史丹利创立了SMPY研究

　　1972年3月，史丹利从巴尔的摩召集了450名从12岁到14岁的早慧少年参加SAT数学测试。这是首个标准化的天才甄选模式，后期研究者又增添了语言测试和其他评估项目。

　　起初，史丹利并未想到SMPY项目会成为持续几十年的纵向研究。然而，在首轮跟进调查的五年之后，卡米拉·本博提出扩展SMPY研究——扩大研究群组，跟踪早慧少年的生活，包括兴趣、偏好和职业以及其他生活成就相关的评估。

　　扩展研究的前四个群组分布于SAT分数的前0.01%~3%。1992年，SMPY团队增加了第五个群组——一流的数学和科学研究生，以此来测试天才甄选模型对于筛选人才的普适性。

　　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研究智力和人才发展的心理学家克里斯多夫·佩里斯（Christoph Perleth）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能比SMPY研究更全面的让我们了解STEM人才究竟是是如何被发掘以及因为什么而被发掘的。”

　　空间认知能力

　　美国心理协会资优教育政策中心主任丽娜·萨波尼克（Rena Subotnik）说：“SMPY研究为整个领域从一般智力评估转移到特定认知能力、兴趣和其他因素评估提供了首个足够大的样本基础。”

　　1976年，史丹利开始测试他的第二个群组（SAT分数前0.5%的563名13岁天才儿童组成的样本）的空间认知能力——理解并记忆物体空间关系的能力。

空间认知测试题（答案：A）

　　空间认知能力的测试包括：匹配从不同视角展现的物体、判定物体从特定位置剖开后的截面形状，以及估算不同形状的倾斜瓶子里的水平面。

　　史丹利非常好奇：相比于定量检测和语言推理，空间认知能力是否有可能更好地预测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的结果。

　　研究群体的后续跟踪调查——在18岁、23岁、33岁和48岁时——验证了史丹利的直觉。2013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了早期青少年SAT分数和空间认知能力测试分数与后期创造的专利数量和同行评议论文数量之间的关系。其中，SAT各项测试总共占据差异性的11%，而空间认知能力占另外的7.6%。

　　这项调查结果与近期的其他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了空间认知能力在创造力和技术创新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鲁宾斯基说：“我想这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大的未开发潜力源。”那些在数学和语言推理能力上表现没有特别突出，但空间认知能力突出的学生，往往能成为卓越的工程师、建筑师和外科医生。

　　然而，鲁宾斯补充说：“据我所知，目前并没有招生主管关注这方面的人才，通常学校评估里都忽略了（空间认知能力）。”

　　知识学习快车道——跳级

　　SMPY研究数据支持“跳级能够加速学习”的观点。

　　相比于同样聪明但是没有跳级的对照组儿童，跳级生额外多60%的可能性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发明专利，并且有两倍的可能性获得STEM领域的博士学位。

　　加速学习在SMPY研究的“超级天才”（指前万分之一）中很常见，智力多样性和快速学习节奏使得对他们的教育极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