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蜀勋不懂法律也不会上网，但在当年，读过高中的韦蜀勋是个有文化的人，她样貌清秀，在卫生院里工作。别人给她介绍了个对象，那个年代，她就毅然决然抛下在天津的一切，随丈夫去了山东山区里的一家兵工厂，一待就是13年，大儿子、小儿子相继出生。大儿子考上大学，小儿子张明却初中辍学，对小儿子，她总有很多愧疚。

　　1985年，韦蜀勋带着张明回到天津，她当过临时工、卖过煎饼果子，生活艰苦，但母子情深，生活也就是幸福的。可是，文化水平低、为人义气，在母亲韦大娘看来，这些都给张明日后埋下了“祸根”。

　　韦蜀勋今年78岁了，张明案发前她已经与丈夫分居，大儿子远在海南，小儿子仍在狱中。她孤身一人，无法像一般的老大娘那样愉快地跳广场舞、上老年大学、带孙子，她的人际圈是律师、狱警、信访人员，也包括记者，都成了她生命中的联系，也是一种支撑。

　　她生活的内容是不断写信、写材料，韦大娘不会用电脑，所有申诉材料都是她一笔一划写成，字迹清秀却饱含泪水。她给全国人大、最高法、最高检信访办写信，都石沉大海。她也去北京，两年多跑了10趟最高法信访办，聊起来发现身旁一个南方人一年跑了40趟都没有排上队，她沉默了；她又去最高检，工作人员告诉她，按照规定应先由河北省高检提起抗诉。

　　她还有一点捱板，某一次申诉，需要张明的委托书，她就急得给监狱打电话，后来连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大娘，我都点你半天了，你就不知道自己手写一封么？”慢慢的，韦蜀勋学“聪明”了，不抽烟的她还随身带烟，带一整条的黄金叶。

　　但河北省高检控申处的座机号，大概是这世界上最难打通的电话之一，只有童律师，每月去一次石家庄，能见到控申处处长高颖茹本人。

　　童律师每去一次，就回来告诉韦蜀勋“最新情况”，“高处长已经亲自看过案卷了，表示确实有问题。”“但是高处长忙啊，一个处室只有4个人，积压了180个案子，院里不配备人手根本忙不过来。”“高处长还对我说了，看到网上好多人骂她，骂她就好了，才能引起院里重视。而她本人，明年3月就要正式退休了。”

　　到底能有什么办法让河北省高检动起来？对于现在唯一的希望，韦蜀勋一筹莫展。童律师也有很多案子要忙，律师并不是只有她这一位当事人，而她的世界里好像就仅剩下这一件事了。

　　朋友帮她找到一位天津市检察系统的检察官，对方建议：让张明找驻监狱的检察官反映情况；去河北省政法委信访办反映问题；上网让更多人了解到她的不幸。

　　张明称找不到人，韦蜀勋也不会上网，看起来只有第二种办法可行，韦蜀勋重新燃起了希望，彻夜整理起材料。而且这次，有朋友答应要陪她一起去河北，她终于不再形单影只。

　　为了替儿子伸冤，她以一个母亲的力量独自苦苦支撑。2013年8月，最高法工作人员建议她找到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走最高法代表委员联络室的途径以省去排队的等候，回津后，她找了整整一年，竟真的通过大儿子所在单位的一位上届代表，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凤宝。张教授同情韦大娘的遭遇，在看过材料之后认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帮就帮”。2014年他陪同韦蜀勋一起赴京递交材料，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又再次为大娘呼吁。

　　2016年7月，河北省最高法以报告形式回复张凤宝委员，对于他所关注的张明故意杀人一案，“认定原判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回归

　　韦蜀勋关注每一起沉冤昭雪的案情，聂树斌案、徐辉案、念斌投毒案、云南卢荣新案……有时候她在电视里看到案情，就拿笔记下来，有时候是邻居看到报纸报道，也给她送过来。其中某些案件，她觉得和自己的儿子情况很像。

　　78岁的韦蜀勋想去看看身体，虽有城镇医保，但还是舍不得看病的钱。每隔半个月，她才敢给大儿子打一个电话，既怕老大担心自己，也担心大儿子的病情，更怕麻烦老大。“哥哥也是支持申诉的，相信弟弟有冤。但是他的癌细胞被查出已经转移到肺部。好在老大精神头不错，还在坚持上班，毕竟，不上班就没法养活一家人。”韦蜀勋还惦念着读小学六年级的孙子，最想听到孙子的声音，“他现在太胖啦，要运动，但是成绩很不错，班上前几名，和他爸爸一样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