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一家名为佑仁生物的公司也采用类似模式。公司工作人员称，他们可提供干细胞供治疗，每次收费七八万元，此外还能“提供一些临床治疗方案”，让主治医生参考，“河北省三甲以上医院都可以”。

　　该公司亦能“跨省治疗”，在山东，“有相关合作”的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一名医生。他向记者询问了各种病情，随后确认可在该院做，若病人在济南，还可由他到一家部队医院操作治疗。这两家医院均无干细胞临床研究资质。

　　事实上，医生选择的合作机构也可能不止一家。“我在佑仁生物就是挂个顾问的名”。前述医生建议别用该公司的干细胞，“从石家庄运过来，时间太长，细胞活性难以保证”。他推荐使用某省会城市脐血库的，费用大约5～8万元，交给脐血库一名高姓经理，“(脐血库)网页上的专家团队里有我”。

　　这当中利润有多少？一名有资质从事干细胞临床研究的三甲医院负责人透露，如果真正按照标准培养干细胞，一人份的成本要4万元左右，如果是小作坊培养，“什么都得买，肯定成本要高”。

　　不过，有的医生不愿和收费沾上直接关系。“收费标准很难确定。你说，哪家医院来做呢？你看许老师能安排哪个地方做？”当记者称许成福给出的价格是20万元，玉泉医院的一名医生称，“你可以直接跟许老师联系”。

　　其中的责任分配颇为微妙。一名细胞研究者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分析，如果一家公司给患者介绍了某医院或某个医生，它只是中介服务机构，难说违法；医院怎么治疗，那就是医院的事儿，不是中介机构的责任，但最终，事情还是取决于医院有无相关资质。

　　一名生物公司前员工透露，他们曾与一家医院合作免疫细胞、干细胞治疗，后来，医院不再配合，“他们知道，这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

　　然而，不管钱往何处，归根到底，病人还是在暗流之中将钱掏了出来。

　　廖雄登正遭遇类似尴尬。花10万元而父亲依旧病逝之后，他觉得事情蹊跷。今年2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陪同他来到某部队医院，医患处工作人员表示，廖父所输的细胞是自带的，与医院没有关系，并且，家属在注射之前已签署相关文书表示知情。

　　所谓自带，指的是NK细胞来自翔程军公司据称合作的某医学科学院。廖父近10万元的免疫细胞费用，也是转账给了许成福的个人账户，而非交给医院或科学院。

　　廖雄登觉得该公司与医院的关系不简单：“试想，如果我随便自带一种药物，医院难道都会替我输进去？”

　　免疫细胞治疗是否对廖父起到了治疗效果，尚需科学判定。在廖雄登看来，自己花了大钱，医院却使用未经批准的免疫细胞进行临床治疗，这有违规之嫌。

　　政策迟缓是否留下“后遗症”

　　受访学者对这些乱象并不意外。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分析，乱象原因之一，是过去干细胞缺乏配套的法规、技术标准等监管，而市场又有临床治疗的需求。相对迟缓的政策造成了“要么(市场上)就是乱象，要么(所有项目)都被要求停下来”。

　　免疫细胞与干细胞治疗起初主要是由食药监部门监管的，2009年改由原卫生部管理，一起被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这意味着，其“涉及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

　　可是，直至2015年它们因行政审批改革被移出该目录，原卫生部并未批准任何干细胞、免疫细胞进入临床治疗。两年后，中国叫停了未经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此后审批、管理均趋于停滞。

　　沉寂4年，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从稳妥的角度，国家先让一些医院做临床研究，符合要求了再批准进入临床治疗，这思维是正确的，但决定得太晚了。”韩忠朝认为，这至少晚了10年，而现在的一系列政策“补课”都是为了奋起直追。

　　彼时的“无法可依”备受诟病。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中国共有3种干细胞药物获准进行临床试验，但现在，中国没有一种通过临床试验的干细胞药物，而韩国在2011年前后就有3种新药上市。

　　干细胞先于免疫细胞完善监管的2015年，免疫细胞治疗继续盛行，网上还出现了各省市免疫细胞疗法的报价。第二年，免疫细胞终于引起空前关注，因为一个叫魏则西的22岁年轻人在一家部队医院接受了DC-CIK免疫疗法，花费20万元，atv，此后病逝。

　　像干细胞当年的境遇一样，国家卫计委重申禁止免疫细胞临床治疗，但有关专门的管理办法尚未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