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也同意，目前舆论将“衡水模式”之争理解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偏离了实质问题。在当前的升学评价制度之下，我国大多数高中都没有摆脱应试教育，浙江亦不例外。

　　“河北是高强度、恶化的应试教育，其他地方相对来说不是教育生态严重恶化的应试教育。目前的环境无法改变，但可以通过依法治教、规范学校招生和办学，防止教育生态恶化。这个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熊丙奇说。

　　浙江需要“衡水模式”吗？

　　虽然招致大量批评，但衡水中学浙江分校却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和加持—该校招生启动之后报名者众多就是最好的证明。

　　“昨天几个同事还说以后要将孩子送过去，对于我们这种条件一般或不是很好的普通家庭来说，衡水分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胡一明说道。

　　相较于新课改和新高考标榜的素质教育，肖青松甚至更赞同简单直接的“衡水模式”：“最主要的一点，衡水并不是死读书、完全应试，外界把它脸谱化了。全国应试的太多了，为什么衡水成功了？科学管理很重要。”

　　“高考唯优制不改，‘衡水模式’就很流行，衡水在管理和应试技巧上已被证明是强项。”刘欣认为，引进衡水，未尝不是对之前标榜的优秀理念的一次审视。

　　对于外界所认为的“衡水模式”是改变贫困家庭子弟命运的希望、“围剿衡水中学，毁掉穷人最后一个幻想”等说法，熊丙奇提出了反对意见：超级中学在全省范围内抢生源，不仅使县中学的生源流失，也使农村学生升学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导致农村地区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进不了好高中，就不上高中，进而初中期间就辍学。“当前真正扩大贫困生、农村生进名校机会的是国家、高校和地方的三个专项计划。从基本的办学逻辑分析出发，办好每个县的高中、初中，才是当地农村生教育的希望。”

　　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强调称，打造“超级中学”对基础教育生态的危害很大。如果地方政府为打造教育政绩采用这种模式，各地会出现占据大部分北大、清华招生名额的超级学校—而这并不是地方教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