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心里，邻居比亲戚好。他说堂弟妹明知他住院，从没来看过他，“他们表面上挺好，心里应该瞧不上我。”

　　陈振杰会在饭点准时给医院食堂汇报订餐数，帮病友订饭。

　　老偷

　　从人人喊打到闲事莫管

　　渐渐地，他成了小偷里的老偷。

　　这辈子偷得最多的一次，6000块钱，在开往深圳的列车上，中途下车把皮夹子一扔，住30元一天的旅馆，吃几块钱一碗的米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他来讲，这算是奢侈的生活。

　　没钱了就偷，有钱了就赌。不出5天，钱都输完。

　　偷窃和赌博是陈振杰的两个心瘾，“偷到了就是赢，被发现了就是输。”

　　他也曾被别人偷过。有一年八月初一，南岳衡山都是拜菩萨的游客，山下人挤人。他刚得手，挤出人群正准备数钱，发现衣兜被人割了个口子，“妈的，贼让贼偷了。”

　　回望这么多年，陈振杰的偷窃生涯和这个社会，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兜里都没钱，他偷得最多的是粮票和布票；八九十年代是他“最风光”的时代，改革开放了，每人兜里都有了钞票，对小偷还没那么多防范，“那时风气好，可能大家眼里没那么多小偷”；2000年之后，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卡和存折里，防范心理也强了，陈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车站里寻找目标，甚至扒着火车一路偷过去，岳阳、杭州、嘉兴、武昌——穷家富路，他知道什么场所人们揣的钱多；2010年左右，火车票推行实名制，年过七旬的他连火车站也不好进了，只好转向公交车站和商场周边。

　　他从不用镊子和刀片，没有作案工具就不会被人轻易抓现行。他觉得，人们有钱了，胆子反倒越来越小了。“六七十年代，人们会喊‘抓小偷’，街上人人喊打；现在的人，只要自己没被偷，看见也不多事。”

　　一旦失手被事主发现，他一般不多说，把东西还给人家转身就走。

　　在他看来，偷窃不留证据，就不会被抓。“人证、物证都算。”

　　最近一次被抓，陈振杰说他根本没想跑，也跑不动了。和警察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证据。

　　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没愧，也不后悔。”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只是把偷窃当成了职业，“不偷没得活。”

　　70岁的时候，陈振杰开始力不从心，摸进人兜里的手，没那么快了。

　　碰上相熟的年轻扒手在街上晃荡，他劝他们别再偷。“我70岁了，被抓了看守所不收，你还小，抓住了要被关。”年轻的“同行”不屑，“你么得管（不要管）。”

　　他开始惧怕人们看他的眼神，以前不在乎、没看见的东西，在他老了以后开始变得敏感、清晰。

　　老了时，有一次摸人手机被发现，对方呵斥“这么大岁数了搞这个？”嫌弃的眼神和“这么大岁数”几个字，总提醒着他真的老了，“让熟人知道了笑话。”

　　年轻时的小偷陈振杰什么都不在乎，老了开始“怕人看不起”。

　　老人

　　最后一根稻草

　　吐血扑倒于街头，如今比被警察抓住更让他害怕。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清晨，街上没什么人。他从棋牌室出门，咳倒在路边，血吐了一地。有人把他送进医院——肺结核的痼疾发作。

　　医院里没有血，输血要从别的地方调，调血的160元他都拿不出。

　　能求助的只有文应龙，老邻居赶来救了急，“不然我就死了。”

　　文应龙接济过他很多次，除了自小长大的情分，在他眼里，陈振杰偷不算大恶，“他从来不在村里偷，在村里口碑不错。”

　　他找回村里，文应龙跟着他把户口、身份证补齐，还帮他向村里申办了低保。

　　钱，对于现在的陈振杰来说比以往更重要，花过无数不属于自己的钱，但他存折上每月340元的低保谁也不许碰。

　　这成了他不愿意接受镇政府安排、住进镇上敬老院的原因，“住进去，340元都让他们取走，我一分钱得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