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拉开树丛，眼睛盯着土墙，在老屋前站了10多分钟，老人的两颊微微颤抖。

　　站在老屋前，陈振杰的脸颊有点发抖。

　　有村里的后辈喊他陈二爹，村里人很少见他回来，也没人知道他在50公里外的长沙城里干啥，但有人记得他为什么离家出走。

　　文应龙和陈振杰从小一起玩到大，说起老邻居，他“哎”了一声，如果当初陈振杰的父亲真打他一顿，或许就能拦住他，“他爸看重他，给他取的名字里都有个‘杰’字，希望他成为‘人杰’。”

　　陈振杰19岁那年，父亲出门干木工活，临走让他天黑前翻翻家里的红薯地，他懒得翻。回来见父亲要打他，出门便往村外跑。

　　一赌气跑到长沙市区，他在湘江边的轮渡口干起推车的营生，推一车货5分钱。一天能赚5毛钱，“只够喝个甜酒。”晚上他睡在轮渡边的桥洞下，洞里都是“打流”的人。

　　流浪者里有人靠偷盗过活。钻窗入室，偷衣服，顺毯子，再拿去换钱。陈振杰也开始加入。

　　夜里他给人望风，紧张得发抖，看见别人家里亮了灯，压着嗓子催同伙走，“干得多了，胆子就大了。”

　　第一次单独行窃，是偷衣服，他学别的小偷那样大方地溜达进巷子里，“心也砰砰跳。”瞅见一户人家没人，伸手将晾在绳子上的布衣抓走，塞在衣襟下扭头就往巷子外跑。一直跑到落脚的桥洞下才敢左右看。

　　本以为没人发现，但治安队抓住了收衣服的人问来路，他被供了出来。第二天陈振杰就被抓进了治安指挥部。

　　没几天，他就被放出来了。“原来偷衣服被抓了也没啥大不了。”

　　这辈子到底偷了多少次，陈振杰记不清了，但他对最害怕的那一次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公交车站，他把手伸进一个乘客的口袋，被旁边的人发现。一个女人“抓小偷”的大叫像刺一样扎进他脑子里，劳改的头几年都记得那声音，“尖尖的”。几个人一下围上来，他的脖子被人从背后捏住，文革时代，别着毛主席像章的人们挥着拳头，叫喊着把他扭送到军管会。

　　第一次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军管会判了他7年刑，岳阳建兴农场，他翻土、种地，干他在家都不愿意干的农活。

　　自述里，60年中，陈振杰只记得他被劳改的其中3次，加起来有13年。其余的都记不清了。媒体的报道显示，他先后被劳改、劳教了8次。

　　在治疗肺结核的医院里，陈振杰每天帮病友登记伙食、送饭。

　　儿子

　　母亲死时他在劳改

　　改造期间，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母亲去世了，棺材板是用他偷偷藏在家里的钱买的。

　　年轻的时候回村里，他只挑白天村里人干农活时，避开邻居和父母。一次回家，他悄悄把偷来的50块钱藏在柜子里，那时的50块钱，是城里人三个多月的收入。

　　“父亲在信里给我评了7分孝心。”陈振杰盯着眼前的茶杯，两颊发颤，沉默了很久。

　　父亲在他心里是个柔软的词，“父亲对我好，看重我。”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死于1982年，食道癌。

　　文应龙记得，陈振杰回家后就到队里的林场里干工。一天10个工分，别人干不满，他能拿满。他拿布包把队里分的两斤谷米裹紧，回家就给老爹熬粥。

　　“直到我父亲死后，我彻底没了牵挂，又去了长沙。”那年陈振杰44岁。

　　文应龙眼里，父亲的过世并没有给他带来悔改，“如果成个家，有个女人拴住他，可能又不一样了。”

　　陈振杰说他有过成家的机会，“小时候和村里一个妹陀（方言：女孩子）订过娃娃亲。”那姑娘个头不高，梳着两根麻花辫。

　　“我也喜欢她。”陈振杰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请姑娘吃饭，姑娘说她当上了老师，陈振杰不敢回话，以后再也没主动联系她，“我配不上人家。”

　　这之后，他彻底断了成家的念想。

　　陈振杰偷了60年，文应龙也没见他过上富贵日子。在长沙，他看见过陈振杰就睡在拆墙房屋的废墟里，地上积着一汪水，上面搭个木板就是床。他劝陈振杰别再打流了，“你老了怎么办？”

　　陈振杰低头看着脚面，说起自己的后悔事，“一没存到钱，二没成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