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不管北京市怎么提高门槛，外来人口增速仍持续走高。截止到2015年年末，在北京市2170.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占比为37.9%。而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仅2010年河北流入人口就超过北京流动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凡此表明，各种优势资源过度集中的首都北京的城市磁力过于强大，如果在周边不能有一个可以和它相媲美的城市，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就极有可能是围着北京市再摊一个更大的大饼。展眼望去，在京津冀要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不仅天津和石家庄不行，连地级城市保定的人口也都超过1千万，再怎么拓展，都不可能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口蓄水池。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中外历史上很多都市的迁移和扩建，都是出于遵从自然规律、协调人和自然矛盾的现实需要。从中国古代都城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汉唐的双都城——长安和洛阳，还是唐代对隋朝都城、元代对北京城的扩建，都是因为旧都不能满足帝国首都必须具备的城市功能。从西方现代大都市的角度，19世纪下半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在出现了人口拥挤、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悬殊等“城市病”后，也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另建新城的策略。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对于一个城市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当今世界，在积极应对北京大城市病的同时，另择空间建设一个国家副中心，以备不时之需，对于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农业生产中的轮耕制，雄安新区的设置，可以看做是“都城空间轮耕制度”的一次探索，完全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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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兵伐谋：一子落定，满盘皆活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如果说，开奖，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主要属于战术层面的“伐兵”和“攻城”，那也不妨说，河北雄安新区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谋、以谋取胜的内涵。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个选址和布局，初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则发现意味深远。

　　首先，雄安新区一直是交通战略要地，距北京、天津只有100公里，属于高速1小时、城际高铁半小时的交通圈内，此次浮出水面，有望在京津冀腹地形成一个新的“中心地”。

　　其次，城市化水平较低，新区内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坐拥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拥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还可连带解决京津冀区域的“中部塌陷”问题。

　　再次，远期规划面积2000平方公里，比深圳经济特区（1990平方公里）略大，不到浦东新区（1200平方公里）的两倍，建成后可容纳人口超过1000万，这样的规模和体量足以为解决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辗转腾挪的战略空间，且与其他地方相比，三个县城的建设成本又是最低的。

　　最后，具有一子落定满盘皆活的系统效应。比较而言，在一穷二白上，雄安新区有些像当年的小渔村深圳，在后发优势上，又像当年和沪西一江之隔的浦东，前者深入到战略前沿，后者具备雄厚的外势。在没有这个新区时，谁也看不出京津冀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如何互动，而一旦有了这个新区，一幅“南深圳，东浦东，北雄安”的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宏图已跃然纸上。

　　在战略一词已被用滥的当下，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战略规划。不同于一般的空间、人口、交通、土地、金融、文旅等专项规划，它既在横向上统筹了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要素及其交互作用关系，又要在纵向上把握过去、当下、未来的内在关联及其包含的风险和机遇，是一种更加系统的国家大局设计和一种前瞻性的千年城市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