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央宣布成立雄安新区，主要包括河北雄县、容城、安新3县等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这一消息在京津冀乃至全国“爆炸”开来，牵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和“嗅觉”。

　　如果说，三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主要属于战术层面的“伐兵”和“攻城”，atv，那也不妨说，河北雄安新区的布局和落子，真正具有了上兵伐谋、以谋取胜的内涵。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包括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个选址和布局，初看起来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思之则发现意味深远。

　　文|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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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定位：既是国家级新区又是国家经济特区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继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又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雄安新区一瞬间街谈巷议，网络、微信迅速刷屏。

　　雄安新区虽被冠以新区之名，并与浦东新区相并列，但与层级最高的国家级新区明显不同，一亮相就比同级别的滨海新区、两江新区、舟山新区等高出许多，因为它同时还与深圳经济特区并列，因此可以把雄安新区初步界定为：既是国家级新区又是国家经济特区。

　　这可能就是在文件中首次使用“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主要原因。这两个词并用，主要是强调兹事重大。但它们又都属于一种质性界定，不好量化，所以到底重要重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加以揣度。

　　关于千年大计，在汉语中最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意思是只有按照自然、社会和文化的规律去做某件事才能成功。关于国家大事，本于《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指“和睦邦族”的祭祀与抵御外辱的战争。由这两方面出发，结合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可以这样理解“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首先，城建史上有一句话叫“千年风水”，意思是城市选址和空间布局一经确定并开建，就会彻底改变自然环境并很难再回到自然的原初形态，因此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比种树育人更加重要和影响深远。其次，在《诗经·大雅·緜》中，曾把周人在周原上“乃立冢土”当作西周兴国大业完成的标志，这也就是《左传》讲的“祀”或摩尔根讲的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礼仪中心”。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推知雄安新区被赋予了怎样高的期望和怎样重要的国家职能。

　　雄安新区是一个新生事物，从雄县和安新两县各取一字，既具大国气象，又兼备大都风范。十年树木，可以足用；百年树人，可以齐家；千年建城，可以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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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大都，需要规划一个更大的战略腾挪空间

　　在最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提倡睡眠的微信。其实，不仅是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高速发展的中国城市也早就有了休养生息的强烈需要。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与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目前中心城区人口超23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500万辆，既有“首堵”之戏称，又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再加上怎么也都治不了的高房价、上学难、看病难等，说明这座大城已经很累、很累、很累了。当一个人累了，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睡上一大觉。而当一个城市病了，最管用的对策是减去已超过它承载极限的东西。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如何给这个超负荷运转的大都市放假。

　　一般人都以为雄安新区的设置很突然，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像这样一个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不仅不会轻易做出，还可以说是经历了很多的投石问路并在巨大现实压力下才做出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相关信息联系起来。

　　面对北京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人们能想的和能做的都已想过和试过，其结果可以“不大胜亦不大败”一语概之。在“想”的方面，从传了十几年的各种版本的迁都说，到不久前仍在小道游走的“即将设置首都特区”等，集中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北京已不适合再做首都了；在“试”的方面，从地方上看，如山东省济宁市早就提出要建文化副都，期望能承担一部分首都的功能，这事一直闹到2009年全国两会才无疾而终。从北京自身看，为了应对城市病也做了很多，其中一大手笔是把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曹妃甸。从国家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把天津列为双核心城市之一，也是出于解决北京市“一城独大”的顽疾，但天津同样也饱受着大城市病之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2015年7月，北京市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后来又排出到2017年底将政府四套班子搬到通州的计划，尽管这个动作已不算小，但预计只能疏散出40万左右人口，这与北京的2000多万的常住人口相比，作用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