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老讲副国级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写出了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的政治生态，这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是老百姓耳濡目染的，生活其间的。像我小说里写的，到最后省委书记沙瑞金头发白了一大半了，连那个省会城市的纪委书记也腐败掉了。

　　作为执政党，没有谁比中共更渴望根除腐败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事实，我才又拿起了笔。

　　书最后是拿到北京出的，要不然在地方出不来。你写的（政治）生态这么糟糕，写到了副国级，如果在地方做，肯定得面目全非。而且越是底下的，越看不懂，越看得吓死了。有的人就直接说，我私人请你吃饭好吗？你别再给我找麻烦了，让我安安稳稳地退休吧！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里，对于官员的心思描述特别仔细，也特别传神。你是怎么揣摩官员的心思的？

　　周梅森：首先我在徐州市挂职过市政府副秘书长，有这样一个经历，有跟官员的联系，尤其是男性作家天生地对权力有一种喜欢和研究。挂职以后，我有了一大批朋友，对于他们的经历都比较了解，要参加各种常委会、政府办公会，这种生态环境我非常熟悉。

　　不管多大的官，把他当作人来写，在人性深处进行挖掘。这一点在话剧中表现得比较集中。

　　澎湃新闻：小说里塑造的检察官侯亮平是十分正直和具有正义感的，推动了案件的不断突破。这样的英雄式的人物真实存在吗？

　　周梅森：（过去曾有一段时间）英雄退出舞台，崇高退出舞台，这种现象我是不愿意看到的。我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而生活中确实有侯亮平式的人物。

　　十几年来，因为我和检察系统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介入比较多、深。有很多检察官朋友，都有侯身上的英雄气。

　　澎湃新闻：剧中，因为沙瑞金从外地调来任省委书记，强力支持侯亮平等人的反腐，使得H省的政治生态得以改变。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省委书记怎么办？

　　周梅森：假如没有沙瑞金这样一位省委书记，而是让省委副书记高育良上来了，atv，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在反腐的大形势下，新来的书记你不做沙瑞金这样的角色的话，你只能滚蛋。你必须做沙瑞金，这是这个时代产生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说要塑造典型人物，这就是。你到了一个政治生态恶劣的地方，你要代表中央干事，你怕事，你不干，就马上换人。

　　谈反腐——

　　澎湃新闻：腐败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电视剧比起书、话剧可能有更大的教化力，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的民义》电视剧是否能够助推社会反腐意识？

　　周梅森：如果说制度的笼子不把权力关进去，那是悲剧，腐败在我们任何人身上都会出现。

　　这个权力有多大你可能不太了解。像县委书记，一个处级干部，可能管130万人到150万人，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全负责，可不是当年封建时代一个衙门里的小官带几个小衙役。他几乎能够决定一切，杀人的案子都能摆平，权限极大，有些强势的县委书记，强势到手插到县长的范围去，他能够决定这个工程交给张三，那个工程交给李四，通过假招标大家收钱。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那必然导致腐败。

　　腐败也与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有关，相比于西方，为什么中国腐败多发，东方文化潜在的腐败因素更多一些。比如古话说，“苟富贵，勿相忘”，很可能变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社会腐败和官员腐败是相辅相成的，官员腐败带动社会生态更加恶劣，社会生态的恶劣又影响了官员的政治取向。

　　所以说反腐败也不仅仅是共产党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问题。

　　作为共产党要拯救世道人心，国家的领导层面，干部、官员，首先要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带一个好的头，引导这个社会走向一种政治清明的未来。老百姓占点小便宜被批评为爱占小便宜，如果官员也这样做，那毫无疑问就是贪官。什么东西从你手上过都要薅一把毛，就要小一圈，当小官是小贪，当大官就是大贪。

　　社会反腐的形成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包括作家、艺术家，这也是这部戏的意义。

　　我更愿意把这部剧看成一部政治生活剧，不是简单地抓几个贪官、反腐败的问题，它实质上讲的是中国这个当代社会的生态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