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明觉得，正是这话，让舅舅日后对亲人心生怨恨。打那后，白士高不再吃饭，说什么也不住了。僵持了半个多月，田增元、白学梅只好将他送回大白家沟村。

　　回村的白士高越发癫狂，先是打掉了外甥替自己种下的庄稼；又烧掉了自家窑洞的门窗，四处打洞穴居；还挖出妻子和儿子的尸骨，烧成灰撒在田间地头。

　　怕哥哥再次发作，同村的弟弟白士阳特将上初一的长子送往外村，之后再没回来。

　　因白士高杀过人也爱骂人，村里人也都躲着他。因为穷，亲属们也未再带白士高看过精神科医生。贴在白学梅家墙上的贫困信息表显示，其2015年家庭人均纯收入目标仅为2300元。而种地为生的白士阳亦要抚养4个孩子，经济并不宽裕。

　　后来白士高把种的土豆卖了些钱，并告诉弟弟不用再给自己送吃喝了，从此哥俩断了往来。

　　再后来，白士高不辞而别。

　　错过的强制医疗

　　2015年绥德县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有人建议形成提案，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

　　至于白士高何时离村，何时装了假肢，住在哪里，亲人们均不得而知。

　　但确定的是，亲戚们此后被他视为仇人。大姐白学梅去镇上赶集，被突然出现的白士高按在地上暴打一顿。姐夫田增元去县里办事，也被他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俩人各遭遇过两三回。

　　“我们舍不得还手，但他对我们下得了手。”田增元说，白士高甚至放话，说要杀了自己和老伴。而自从白士高走后，田增元21年间先后在院里养了3条狗，以防他回村杀人。

　　外甥女婿马宏福曾驾车在乡里见过白士高一次。他本想给他留几百块钱，可刚下车叫了声“舅”，白士高便捡起石块大骂，吓得他赶忙离开。

　　近些年，亲属们对白士高的了解，仅限于听说他在“流浪”、“卖碟片”、“买了房”。偶尔进城，只敢在其摆摊的地方远远望一眼，免得撞见挨打挨骂。

　　直到白士高二度杀人。

　　据白学梅提供的时间推断，白士高首次杀人后，适用的是1979版《刑法》。其第十五条规定：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责，但应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事责任。

　　从业自上世纪80年代的西安律师朱占平介绍，尽管第十五条并未明确，但要判定精神病人作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必须依据精神鉴定结果。

　　就多位亲属所称，白士高首次杀人后并未接受精神鉴定的说法，以及白士高再度行凶的动机，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记者向绥德县公安局询问。该局负责人表示，陕西省公安厅督察组和榆林市纪委，已调取当年的案卷材料。绥德县纪检委、政法委、检察院也组成了专门的调查组，正对过去20多年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

　　在白士高首次案发后度过的21年中，随着我国精神卫生水平的提高，国家开始为防止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人再次犯罪承担更大的责任。1997年的新版《刑法》中，除明确将精神鉴定作为精神病人是否承担刑责的依据外，还增加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的内容。

　　事实上，白士高生前也不是没有接受“强制医疗”的可能。

　　绥德县退休老干部张栋梁（化名）向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回忆，在2015年绥德县政协小组讨论会上，他曾在会上提出，介于白士高长期在绥德售卖“黄碟”和“土制毒品”，社会危害较大，建议政协委员形成提案，引起上级重视，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或落实相关组织对白进行定期“过问”。

　　“但后来也没人管，当初要重视一下，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命案。”张栋梁表示，他发言时现场有30多位政协委员。

　　四、五年前，白士阳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被告知希望能将白士高送入榆林某福利院，但白士阳表示“没有钱，管不起”。

　　3月初，春风涤过这座黄土高原的丘陵小县。萌萌和母亲倒下的地方早已被人清洗，只剩大团深色的污迹浸在黑色的路面上。

　　(摄影/记者 蒲晓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