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或许是世界上最会玩的人。在传统的狂欢节上放肆远远不够，在皇宫前快闪枕头大战，在裸奔海滩上释放天性，随时自带狂欢因子，出场BGM嘹亮程度仅次于“阿开古力猴里猴奔”的阿三兄弟。

　　无节可过时，他们也会硬生生造出一个节日来，且玩法猎奇：人们聚集到一起，将手中捏烂的西红柿胡乱往周边熟悉或陌生的人身上投去，直到弹尽粮绝筋疲力尽方罢休。信号枪响，人们投入到另一场战斗：打开全市的水龙头打扫街道，一小时后，清理干净，广场安静如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这样一个充满战斗力的节日，来自于一次偶然：有支乐队在街头表演，几个市民突发奇想，相互比赛谁能把番茄投进喇叭，投得太过瘾，从此诞生了番茄节。

　　相比之下，法国人优雅得多。他们宁愿乘热气球旅行，或是穿比基尼拗造型。他们不“狂”，但也很“欢”。

　　2015年末，我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跨年。这一年很特殊，由于恐怖袭击事件，巴黎政府一度想取消跨年活动以保证安全，经过讨论决定保留，但活动内容大大缩水。我原以为这会是一场寥落冷清的跨年活动，等我抵达时，广场早已人山人海，等待新年第一个黎明的法国人不忘痛饮，打扮得体的老头老太随着音乐摇摆，举着酒杯招呼行人加入。跨年只是借口，主要还是想找个好地方一起消灭家里藏酒！（按照法国传统，每个家庭都要喝掉所有的藏酒，以避免来年有厄运。）

　　即使取消了烟花秀，倒计时人们自发倒数欢呼，在新年第一秒开启新酒。当街喝酒，随意搭讪，和陌生人碰杯，大声祝福，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新年打开方式。直到凌晨，埃菲尔铁塔下，塞纳河边，醉汉比比皆是，巴黎在这个夜晚依旧是流动的盛宴。

　　中国人为何不狂欢？

　　不仅西方人会玩，东方人也有狂欢因子，比如印度人的泼红节和泰国人的泼水节。在中国人看来，这种狂欢有点遥远，有点弱智：你们看看那群傻子。中国人似乎没有这样的狂欢精神。

　　比如我自己。虽然屡次在这样的场合，我都试图放开自己，但始终有根弦绷在那里——大概真的是“规矩”惯了，“Everybody跟我一起high high high”的场景只能活在网络电音的歌词里。

　　听闻深圳拟设立狂欢节。有学者言之凿凿，分析在深圳设立狂欢节的各种可行性。拜托，“放飞自我”哪里是设置一个节日这么简单？连傣族的泼水节都会有人不适应，甚至要跳出来主张“在一两个特定地点泼就好”，就算勉强设立了一个狂欢节，要么观者寥寥，要么成就下一个猎奇打卡观光景点。

　　若真要追溯起来，中国古代是有狂欢仪式的。《礼记》中早有记载：“子贡观于蜡。” 师徒围观蜡祭，千万人戴着面具参加“傩舞”，这比西方最早的假面舞会还早了一千多年。

　　但就这件事上，孔子见“乐”，子贡见“狂”。孔子接下来说的话成了治世名言：“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可惜，秦汉时期，这一条释放压力的途径被生生切断，蜡祭逐渐演变成春节，这一年四季中唯一不用劳作的节日亦十分克制，禁忌多过放肆。禁用锄头刀剪的民俗看似使人们得到彻底休憩，但随着庙会灶祭的逐渐演变，全民狂欢终于成了一场表演。

　　曾经“一国皆若狂”的群众，终于成了隔岸观火又隔靴搔痒的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