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我认为，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这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国外在法律行业里，社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大，无论是对犯罪分子，还是对被害人，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帮他们募款、打官司、纾解心理问题。在法官、警察等公权力触不到的地方，或者在容易产生副作用的地方，就由社会组织来完成“细节”方面的修补。

　　举一个例子，我到欧美一些法庭，看到有好多社会组织专门帮助被害人。有的被打伤了、打死了，家人心理上也有创伤，这时候，社会组织就出面了。比如审理强奸案时，有些受害女性不愿意出庭指证。有些社会组织就会去安慰受害者，为她们提供心理疏导与安慰。

　　新京报：这些人出庭的时候也会出现？

　　刘仁文：是的。这都是一些细节化的小举措，也符合司法规律。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力量也在不断扩大，我知道朝阳区有个“中途之家”，就是这种帮助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还有一些热衷于做公益的企业，也参与到其中来，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工作。

　　新京报：未来公益组织、社区起到的作用会更大？

　　刘仁文：是的。劳动教养废除之后，atv，我们现在在努力推进《社区矫正法》，将在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做法进一步扩大化，这个方向是对的。对于不严重的，对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将其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社区矫正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在于这个罪犯不与社会、家庭完全隔绝，这对犯罪者回归社会有好处。

　　特别对一些轻微犯罪者来说，有些人进了监狱，接触了不好的狱友，出狱之后居然比以前变得更坏了，单面手变成了多面手，这就不好了。不过城市里还好说，在农村可能面临的阻碍大一些，因为农村一些地方，连成熟的社区都没有，社会资源也匮乏。其实，中西部地区一些地方也是如此。

　　国家赔偿可由中间机构代为保管

　　新京报：怎样让社区矫正跟上？

　　刘仁文：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国家要加大投入。不妨给像中途之家这样的组织，一定的政策倾斜或者资金支持，从硬件到软件。就拿陈满这个事来说，不是现在有些人说，有人帮他把钱“看”起来就好了？

　　其实，如果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组织，这事也比较好解决。比方说，陈满得到巨额的国家赔偿后，由一个中间机构代为保管。代为保管却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不可侵占陈满的财物；第二，不可挪作他用，专款专项专门项目替你保管。然后，等到陈满需要用的时候，替他支出；对于大型的投资给予适当的把关、咨询和建议，这个是完全可行的。考虑到他们刚刚回归社会，一些不法之徒可能已经盯准了这类弱势群体了，如果有这样的机构把赔偿金替他们保管起来，也不失为一种路径。

　　新京报：这要建立在慈善组织足够完善的基础上。

　　刘仁文：是的。当然要保证利益无涉，如果利益相挂钩，那就麻烦了。要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力，我们做得远远不够。目前，这些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足以形成规模。本身这个面就很小，不具有普遍性，自然也不能普及整个社会，让每个刑满释放人员都覆盖到。

　　监狱坚决不能有创收的压力

　　新京报：也就是说，要加大监狱公开透明的力度。

　　刘仁文：这是必须的。我们的监狱往往过于强调封闭，结果导致有些监狱腐败严重。监狱如果腐败，如果通过牢头狱霸来管理，这对犯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非常消极的。所以，监狱还是要尽可能公开化、透明化。

　　新京报：我们以前就“躲猫猫”事件采访过你，当时你就提出看守所要透明化。

　　刘仁文：虽然看守所和监狱不一样，但道理都一样，看守所不能借口是特殊场所就拒绝阳光照进去，监狱也一样。以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制度为例：1981年，为回应社会公众对警察执法的怀疑情绪，针对警察羁押机构的独立巡视制度开始建立。经过不断完善，最终在2002年的《警察改革法案》中，将羁押的独立巡视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巡视员是从当地社区选出的志愿者，他们的探访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进行，法律要求警察对巡视员探访警局的临时羁押场所提供迅速的放行。巡视员可以与被羁押人自由交谈，询问其近况，确认其明确知悉在警察局羁押期间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特别是享有法律咨询以及通知外界其被羁押的权利。

　　新京报：促进他们回归社会，还有哪些值得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