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坐了23年牢的四川人陈满再度重回公众视野。过去几个月，陈满在“维卡币”项目上投资了上百万元。“维卡币”曾被多地警方认定涉嫌传销和诈骗，陈满疑似被骗。而之前，同样是蒙冤入狱而获国家补偿的赵作海，也陷入传销骗局，被骗去了巨额赔偿金。

　　蒙冤入狱本已经足够不幸，出狱之后又遭遇诈骗，赵作海与陈满的人生，可谓一波三折、令人嗟叹。与此同时，作为刑满释放人员，他们难以融入社会的现实也颇具有共性。对此，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探讨如何更好地帮扶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开启其未来人生。

　　陈满脱离社会太久

　　新京报：赵作海、陈满在重新走入社会之后，都被骗了，这说明，他们重新走进社会并不成功。除了骗子太高明之外，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

　　刘仁文：现在的网络诈骗形式真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连大学教授都有人被骗，不用说这些脱离社会一二十年的人了。在监狱里待久了，出来之后都会有个适应问题。我们每次出国回来倒个时差都感到痛苦万分，从监狱出来，如何适应更是一个大问题。这种“适应”不仅指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以如何适应这个社会，无论对他们来说，还是对他们的家人来说，都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结果出了监狱后很不习惯，最后就自杀了。陈满这个事儿出来后，有警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有人出狱后给警察打电话，表示自己很想再回到监狱，在社会上完全没法适应。

　　刘仁文：德国科学家研究过，如果一个人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再坚强的人精神上也毁了。如果待到20年以上的话，他基本就没有回归社会的能力了。鉴于目前过度封闭的条件，对他们回归社会，无疑会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障碍，这是特别要予以高度重视的。

　　新京报：管理封闭、缺乏技能培训，直播，是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吗？

　　刘仁文：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在监狱管理方面要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改造第一、劳动第二。

　　我们现在的监狱，主要的作用是惩罚，满足了被害人及其家属对公平正义的渴求，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这其实也给犯罪树起了一个标杆，就是犯罪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你不想失去自由，那就不要去犯罪。可是，如果把一个人长期隔离开，会让他社会生存的能力、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我们绝大部分罪犯都要回归社会，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

　　德国监狱注重培养技能

　　新京报：国外监狱在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方面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刘仁文：国外的监狱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德国。德国的监狱不叫监狱，而叫矫正机构。矫正的目的是回归社会，所以这就要求监狱要为犯人再次融入社会做准备。

　　在德国，监狱的劳动和学习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劳动可获得报酬，而且不同的劳动可获得不同的报酬。如木工，他们生产的家具卖出后，自己可获得一半的价钱，大约每月200欧元，相当于1500元人民币。

　　新京报：这些报酬都给他们个人吗？

　　刘仁文：是的。其实，即使不参加工作也不参加学习，一个月也可获得40欧元的零花钱，供他们打电话，在监狱超市里买咖啡和香烟。不过，参加劳动和学习且表现好的在假释等方面会给予优先考虑。

　　另外，获得劳动报酬的犯人，监狱会为他们开设一个账号，每月给他们保留一部分存在上面，等他们出狱时一起给他们，以便他们出狱后不致发生生活困难。这其实就是一种帮扶，以免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之后，身无分文，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犯人在监狱会进行学习，他们主要学习什么？

　　刘仁文：犯人的学习有很多种，监狱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技能培训，鼓励他们考取一些技能资格证书。比方说，我在德国监狱里就看到有人在学木工刨花，他学会之后，出狱后就可以靠着木工手艺吃饭。

　　新京报：除了一定的技能培训，你认为德国监狱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刘仁文：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的监狱不是设立在郊区，而是在市中心，闹市区。这样一来，便于家属探望，让他们在服刑期间不至于产生亲情的阻断；另一方面，也便于社会组织的心理辅导、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技能培训。同时，也便于外部监督员的监督。对于一些快出狱的犯人，会允许他们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再回来。这样，等到他们真正出狱的时候，就可以工作了。这点对于他们回归社会，也是非常有益的。

　　新京报：我们现在的监狱在出狱前提供一到三个月的培训，你觉得这个够吗？

　　刘仁文：我们现在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培训到底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新京报：有些社会组织会参与到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他们主要做些什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