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介入器材回扣15%~20%，每张医学胶片回扣1.5元……近期，广东查处多起从医疗设备、耗材上非法获利的案件。据了解，随着药品零差价实施，涉医腐败利益链条被重构，atv，一些医院和医生变换手法，从医用耗材上以“行规”之名攫取利益，手段更为隐蔽。这类贪污腐败案件通常涉案医务人员的行政级别、学历、专业影响力都较高。这些医术高超，救死扶伤的名医专家为什么会迷失在利益诱惑面前？

　　近日，越秀区检察院在2个月内走访了广州市7家三甲医院、发出500份调查问卷、写就25000字的调查报告。报告透视了医用耗材职务犯罪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案例】

　　心血管科主任受贿落马

　　副主任“接班”收回扣

　　李某某是广东某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的主任，从医二十余年，承担或参加国家级、省部级和厅局级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在学术界拥有很高成就。他也是广州医疗系统心内科领域耗材腐败案发的第一人。作为学科带头人，李某某是该院评标委员会成员。据供述，他共收受耗材供应商23万元贿赂，帮助其成功中标。

　　2014年年底，李某某因受贿被查，代替李某某主持该院心内科全面工作的副主任张某某同时接替了收取回扣的“工作”，两年内与同科室3名普通医生共收受供应商回扣超过百万元，直至2016年案发被捕。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考虑到社会和病患利益，李某某在等候法院判决时被取保候审，在医院正常工作，且没有违规透露案情。副主任张某某与其他医生见状，以为其已脱离法律惩戒，收受回扣风险不大。

　　神经外科带头人拿回扣

　　供应商供称20%是行规

　　所谓回扣“行规”是多少？深圳南山区法院去年一宗案件揭露了这一潜规则。判决书显示，2010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翟某担任深圳市某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有科室医疗耗材使用的决定权。翟某决定使用深圳市某公司代理销售的EV3医学介入产品，并先后四次收取了该公司经理冯某给予的好处费48万元。翟某表示，并没有和供应商讨价还价，贿款是冯某主动送给他的。

　　冯某则说：“翟某一直是神经外科带头人，神经外科的手术都需要他亲自操刀，虽然我们公司的产品能通过招投标进入医院作为备用器材，但是否使用的决定权在翟某的手中，不给好处费，我就没法做这笔生意。我们这个行业，开奖，医学介入产品比例基本按照产品价格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提供，这是行规。”

　　去年5月3日，翟某因犯受贿罪获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现状】

　　器械领域成重灾区 涉案人员级别高影响大

　　越秀区检察院办理的医疗职务犯罪案件中，2010年以前，主要发生在药品购销环节，从2013年开始，医用耗材环节案件明显开始多发。去年，该院办理的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悉数发生在医用耗材环节，这种趋势所代表的涉医腐败背后利益链条的重构值得重视。

　　此外，近年来，医疗腐败的涉案人员呈现出行政级别较高、学历高、专业影响力高的特点。2013年以前，医疗腐败发案领域主要集中在检验、后勤、基建部门，这些部门工作人员学历、专业要求相对较低。随着这些外围领域腐败的逐步清除，近年来，行业领军人物，主任级别、博士学历的医务人员涉案占绝大多数。这些涉案人员在其从事的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影响力，同时从事行政管理、医疗、教育和科研工作，拥有庞大的社会资源，受制约程度较小，比常人面临更大诱惑，在缺乏足够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

　　【探因】

　　耗材使用专业性强监督少 代理商行贿犯罪成本低

　　耗材回扣这一“行规”到底是怎么来的？越秀区检察院的调研报告分析认为，医院与患者一样，也是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出厂价不透明、多层代理销售模式的受害者。以心脏支架为例，一个支架成本价几千元，卖到病人手中却高达三四万元。有些从业人员发现，即便自己不拿代理商的回扣，医用耗材的价格也不会降低，中间的利润则全部被代理商独占。

　　调研报告同时指出，医用耗材的采购与管理体制并未对以上现象进行有效监督。与2007年起药品集中采购实行挂网限价、竞价办法不同，广东省医用耗材采购依然实行医疗机构单独招标采购。各个医院的医用耗材采购流程中，外部监管不足与内部的形式化管理使腐败存在较大空间。加之医用耗材本身价值较大，成本有隐蔽性，耗材使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专科医生对耗材使用具有话语权，监管部门很难插手，增加了该环节职务犯罪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