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说，他邮寄的“古钱币”全是仿制的工艺品，并有足够证据证明涉案物品并非文物。而郑州海关缉私局三次委托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对同样涉案物品进行鉴定，但出现了三种不同结果。

　　第一次结果是，5件“三级文物”，9件“一般文物”，2件存疑待考；第二次变成5件“三级文物”，6件“一般文物”，5件非文物；第三次结果更为离谱，郑州海关缉私局下达给李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中，称涉案物品16件，但鉴定意见中只有15件，其中，“三级文物”1件，“一般文物”2件，“非文物”12件。另一件则去向不明。

　　李海因此被羁押5个月后，在2010年11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10月26日，郑州海关缉私局又以李海涉嫌走私文物罪，向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两次将案件退回，要求补充侦查。

　　案件退回后，郑州海关缉私局又重新将李海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

　　2016年3月21日，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该案证据不足。

　　“之所以不起诉，是因为郑州海关缉私局委托了湖南一家司法鉴定机构，结果显示涉案物品全是工艺品。”李海说，目前，他正在进行合法维权，相信法律会给他公正。

　　记者注意到，该案和“蒋季春案”一样，都暴露出涉案文物的司法鉴定问题。

　　文物鉴定该依据谁？

　　河南省文物局官员吴天说，关于涉案文物鉴定的规定，最早依据的是1987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1987年解释）。

　　其中，对涉案文物鉴定人员的认定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主管部门或者经其指定的有条件鉴定的地区、省辖市文物主管部门组织有专门知识的人参加；需要评定文物价格的，也照此处理”。

　　而办理涉案文物的鉴定或者文物价格评定，“必须有三名以上经文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文物鉴定人参加，鉴定人应写出鉴定书或者评定书。”

　　根据这一规定，不少地方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文物鉴定委员会，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认定文物专门性的问题，还能有力打击文物犯罪。吴天说，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就在那时成立。

　　此后多年，警方都据此执行，当时业界对涉案文物并没司法鉴定的概念。

　　一直到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国家开始对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鉴定等，实施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但《决定》并没标明涉案文物如何进行司法鉴定，“所以只能靠近物证类鉴定，但物证类鉴定只包括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和微量鉴定，并没提到文物。”吴天说。

　　吴天不解的是，《决定》虽未明确提出涉案文物的司法鉴定，但从2005年开始，国内先后成立了7家具有文物司法鉴定资质的社会机构，并都拿到了司法部门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

　　此后，非官方性质的文物司法鉴定报告，出现在各类案件中，但矛盾也随之而来。最直接的矛盾是，2005年《决定》实施后，1987年解释是否继续有效、能否参照适用？

　　2010年6月，文化部政策法规司致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请予明确“1987年解释”是否继续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回函称：“1987年解释制定依据的刑法、文物保护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已修改或者废止，对于办理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文物鉴定问题，应当依照《决定》办理。”

　　业界很多人以为，这个回函已明确了涉案文物的鉴定主体是司法鉴定机构，可现实仍处于模糊认识状态。以蒋季春案为例，2008年发案时，《决定》已实施3年，但郑州海关缉私局并没有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涉案物品进行鉴定。

　　2016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2016年解释）正式施行，这意味着，“1987年解释”已废止。

　　“2016年解释”针对涉案文物鉴定的问题称：“在行为人实施有关行为前，文物行政部门已对涉案文物及其等级作出认定的，可以直接对有关案件事实作出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