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君：头五天的审讯笔录的缺失是非常致命的。我们办案人员对于被告人第一次的供述非常看重，因为它反映的内容可能会比较真实和原始。

　　我们把能找到的证人基本上都问到了，一共询问了20几个证人。另外，案发现场我们进行了实地勘察，但现场变化很大，已经由当初的一片玉米地变成了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南水北调的引水渠正好从那里切过去，当时很有感慨。

　　平冤之难：像大海捞针，不放过1%的可能

　　澎湃新闻：从全局来看，所有的刑事申诉的过程都是极其艰难的，检察机关在其间会作怎样的努力？

　　杜亚起：当你接手这些长年未解的申诉案件之后，很多东西也许早已物是人非，你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最初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你不能基于这个认识就不去做，有时候就像大海捞针，你可能捞不到，但职责要求你必须要去捞，哪怕有1%的可能，你也要去做。

　　澎湃新闻：司法人员的内心确定力。

　　杜亚起：通过阅卷、调查等相关工作，当你对案件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全面了解之后，你对在案证据的分析判断就会更加清晰，从而形成内心确信。

　　法律监督直抵冤假错案核心

　　澎湃新闻：我们还关注到，最高检对于聂案出具的是检察意见，这与刑事再审检察建议或是抗诉有何区别？一般是在何种情况下会使用检察意见的形式？

　　杜亚起：聂案从法律上来讲并不适用抗诉，因为它是法院受理的。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最高检为聂案出具的不是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意见。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指的是什么？检察机关主动受理当事人的申诉，经过复查办理之后认为原审裁判有错误，主动向法院提出这两种监督方式之一，让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聂案是法院决定再审，最高检只是在法院审理过程之中，履行监督职责，如果开庭，我们就会发表出庭检察意见，如果不开庭，我们就直接以最高检的名义提出检察意见。

　　澎湃新闻：这种检察意见的意义在哪里？

　　杜亚起：任何案子只要进行再审，无论审理方式如何，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检察院都要履行监督职责，而这一监督职责不单纯是关注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更重要的是对再审案件本身的监督，而履职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对案件发表意见，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判。

　　澎湃新闻：这一检察意见相较于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来说，效力上面会不会显得薄弱？如何直抵冤假错案核心，让法院采纳你们得意见？

　　尹伊君：这三种不同的监督方式在法律效力上可能存在强弱，比如抗诉会必然启动再审，再审检察建议的刚性稍微差一点，法院可选择启动或不启动。但不管是哪种方式，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作用没有改变。

　　正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不管是抗诉书、检察建议书还是检察意见都会成为法院审判过程中重要的依据。在聂树斌案中，我们虽然采用的是检察意见书，但最高法还是非常重视的，我们提出的意见和理由都体现在判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