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共同纠错。我们的检察意见里的结论非常明确，就是认为聂树斌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改判无罪。我们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均予以采纳。最高检提出的六点检察意见，atv直播，是建立在疑罪从无以及无罪推定的法律理念的基础之上，这些理念也自始至终贯穿在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心中。

　　能找到的证人都问了，“疑罪从无”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具体而言，作为一名聂案办案组的成员，您所坚持的办案标准和原则是怎样的？

　　杜亚起：办案中曾有一种声音，认为聂案原案是在“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证据标准上认定的案件，按照当时的证据标准是正确的，不应按修订后刑诉法的证据标准评判为错案并加以纠正。

　　我们认为“两个基本”和“排除合理怀疑”在本质精神上始终是一致的，在对定罪事实证据的要求上一直是相同的，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都必须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公正处理。

　　比如，关于聂树斌案，你如果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认定他有罪，你就应该提出维持原判的意见。如果觉得案件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其有罪，那就得让事实、证据说话，但要做到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这一点至关重要。

　　作为承办人来说，要排除所有的外界干扰，通过自己的专业视角和眼光去观察，比如定罪证据在哪里？原审认定的事实能否确定？包括被告人供述，现场勘察笔录、尸检报告、证人证言以及在案所提取的相关物证，能否证明供证一致。

　　此外，还得考察其它各方面证据，包括客观性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能否够得到保障，结论是否是确定的、唯一的，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另外的问题是，有关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没有保证？我们在检察意见提出说，聂案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告人供述，而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尸检报告、在案的物证等都是间接证据，无法证明杀害被害人的行为是聂树斌所为，不足以认定一个人有罪。

　　在梳理上述客观证据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第一关于被害人的死因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尸检报告，尸检报告的结论是被害人符合窒息死亡，但所谓的尸体解剖只是进行了头皮剥离，以及被害人颈部缠绕花衬衣，就得出了符合窒息死亡的结论。

　　一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结论的得出是缺乏一定依据的。

　　第二涉及到犯罪具体手法、手段的问题，就是关于作案工具的问题。原审裁判认定，聂树斌是从别的地方偷了一件花衬衣，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之中使用花衬衣把被害人勒死，但在案的证据表明，涉案的花衬衣是不是如聂树斌所说，在捡破烂老头那偷来的，得不到失主的证实。

　　按照证人的说法，自己是捡破烂，但到底有没有这件花衬衣，是否是他丢的，都无法证实，开奖，供证之间存在矛盾。

　　再进一步说，在卷中看到的花衬衣是在被打开之下拍了照片，而不是现场缠在脖子上的形状。我们事后了解得知，有关公安人员说是为了让聂树斌好辨认，才把它水洗了。但从现场提取之后，如何保管，如何水洗，如何辨认，整个过程都没有任何记载和说明，证据保管链条存在重大问题。

　　第三涉及到实物证据方面。比如说到现场遗留的一串钥匙，聂树斌在前后13次的供述中，均未提及。当时正值夏天，被害人就穿了一个连衣裙，按照相关证人证实，她习惯于用橡皮筋把钥匙拴在手上，但按照聂树斌有罪供述，把她别倒后，拖到地里实施了强奸，正常情况下他是可以发现这把钥匙的，但他始终没供出来。

　　第四是关于供证一致的问题。聂案体现的是“先证后供”的状态，也就说是在侦查机关了解和掌握相关在案证据之后才有的供述。另外，还涉及到辨认和指认问题，侦察人员都已经从现场勘察完了，也知道了埋藏衣物的地点，还提取了在案的自行车，这个时候再让他辨认和指认，需要整个辨认和指认过程严格规范进行，而该案中相关辨认、指认均没有照片附卷，且不符合程序规范性的要求，其证明力自然就会受到质疑。

　　聂案的唯一直接证据仅是有罪供述，我们在检察意见里面说得很清楚，关于有罪供述，前五天是没有任何笔录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