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孝感2013年发生的一起案件中，12岁的初二女生李云（化名）通过QQ与张某相识，二人见面后在宾馆发生了性关系。李云称，“这之后我发现月经不正常，但没呕吐，我就没在意。等发现婴（胎）儿在肚子里动时，又不敢对家人说。”

　　2013年底，李云在表姐家的厕所产下一名男婴，“我当时束手无策，就把婴儿从窗子扔到了院子里。”婴儿死亡后，李云患上了急性应激性精神病。

　　在广东省深圳市2013发生的一起案件中，强奸5岁女童的被告人刘某身患艾滋病，最终因强奸罪获刑6年半。

　　澎湃新闻搜索到的判决书显示，多个案例中出现遭性侵的幼女患上精神障碍的情况。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总督导隋双戈博士称：“儿童遭到性侵后，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高达94%，如果这些症状一个月内没有好转，就可能转变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时间越长，负面影响越深远，越难处理。”

　　隋双戈介绍：“焦虑障碍发生得更为普遍，比如变得黏人、焦躁、胆小等。此外，遭遇性侵的儿童可能还会同时出现抑郁、强迫及适应障碍。”

　　民事求偿难，精神康复费用赔偿难实现

　　45份判决书中，显示法院判决被告人对受害人赔偿的，仅有两份。多位专家向澎湃新闻表示，长久以来，遭遇性侵的儿童民事求偿难成了普遍问题，而精神康复费用至今未见于公开案例。

　　201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其中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然而，曾代理过“百色性侵案”的广西奎路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吴晖称，被性侵幼女心理康复治疗赔偿得到法院支持的案例少之又少。“看病后要凭票才能报销，但是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些得看一辈子，如果看一次病就起诉一次，这很不现实。”

　　吴晖建议，对于受害儿童的心理损伤，可以借鉴对人身伤害分级鉴定的方法，对精神损害进行评估、分级，以此为作为赔偿支付的标准。“这种标准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上还是空白。”

　　“每一个案例到最后，没有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曾报道过“百色性侵案”等多起性侵儿童案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倩认为，性侵后的“二次伤害”更应引起重视。张倩称，司法机关办案、媒体报道、家人及亲友邻居的评价，都可能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

　　“受害家庭往往会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完全避而不谈，所有相关话题成为禁区，孩子往往感到被忽视或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第二种，事情本身成了家长责备孩子的靶子，孩子不仅感受不到爱和支持，还会自责自罪，认同家长的负面评价，甚至破罐破摔。”隋双戈表示。

　　孙雪梅介绍，为脱离原有环境，有的孩子还需要转学、迁居，其中所产生的费用相当巨大。“长远看，一起性侵案件的发生，对于家庭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轨迹都可能会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