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弥漫在我们鼻腔中的，这几日也弥漫在我们心里。

　　指责、质疑、呼吁......舆论场上各方人物战作一团。但是比抱怨或“逃离北上广”更重要的，是找出原因，提出对策。2017年了，难道我们只能期盼等风来？

　　这个对策的根本是什么？在长安君看来，直播，是两个最简单不过的字——

　　法治。

　　为什么这么说？且听长安君道来——

　　尽管对雾霾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它是工业时代的时髦病。“奥运蓝”、“APEC蓝”和“阅兵蓝”一再提醒我们，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产出的每一点GDP，都可能在以消耗环境为代价。它们也同时告诉所有的围观者：“看似是无解的时代之痛的雾霾，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关键所在，atv直播，并不是什么超越常人的智慧，而仅仅是依法履职的决心。

　　这里，长安君想提示一件事：在一片争议声中，也许没有多少人曾记得围绕大气污染，国家已经针对性地出台了多少部法律。2015年3月，《环境保护法》通过修订，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长出牙齿”的环保基本法，首次引入污染企业责任人的治安拘留、按日计罚，并首次提出，环境问题与干部考核的“乌纱帽”相挂钩。

　　而在此前的2013年9月，国务院便早已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份俗称“大气十条”的文件，对大气污染的成因、应对、治理目标与责任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建设”；“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等具体部署，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借鉴意义。

　　然而，一个悖论凸显：为了狙击雾霾，咱们的法律条文不可谓不多、不细，但环顾四周，雾霾问题似乎依然无解。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什么？

　　因为，法治的内涵，不仅包括精巧的立法，更包括不折不扣的执行。所以才会有法谚云：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环顾四周，为了利益或出于惰性，而漠视法律的环境污染之举，并不鲜见。

　　咱们只举媒体公开报道的例子：2015年11月，广州市一皮革厂因污染被查封，企业老板竟然撕下封条，偷偷开工，并狡辩“是工人不懂法，自行撕开了封条”；无独有偶，2016年2月，江苏省高邮市一化工厂因废水pH值超标，被当地环保部门处以603元罚款，区区603元，不及其违法所得的零头......一旦遭遇“执法不严”，无论多少“史上最严”的条文，都难免被传染上软骨病。而从这次来势汹汹的雾霾看，类似例子，决非个案。

　　执法不严背后，当然自有“苦衷”。比如，污染企业事关数百万人的就业，事关当地GDP，“一旦彻底关停，伤筋动骨的代价谁能承担得起？”这种逻辑，在不少主政者身上，并不鲜见。于是，有污染被视作“发展的代价”、富贵病。“先污染再治理”甚至“污染后不治理”，成为了一些地方领导怠于承担法律责任的盾牌。

　　但主政者须知：

　　环境与发展，绝不是单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