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上的事，老彭多少还有些不习惯。行乞的时候，他尽量找面条、米粉这类午饭，因为总也改不了在老家吃面食的习惯。每个周末是行乞者们最忙碌的时候，之后的周一，则成了大多数人的“休息日”。在这时，老彭会去附近的“中国超市”采购，回来蒸上一锅馒头。有时也带瓶二锅头回来，配上当地的草药，泡成黄色的药酒。

　　老徐倒还保持着在乡土上最简单的作息，每次出去行乞就是连续十来个小时，到傍晚回来正是茨厂街最热闹的时候。他穿过喧闹的商铺，径直回了旅社。

　　老徐和十几个同乡行乞者租住在一起，临近过年，已经有大半人返乡。同住的多是残疾人和老人，他们在异国的生活，除去行乞，再没太多别的内容。

　　老徐租住的地方比老彭那的条件差些，五六个人同住一个房间，床位不够，几个人就睡在地上。马来西亚的天气潮湿闷热，屋里只有只摇摇晃晃的吊扇不停的转着。

　　他在手头也不会留太多现金，讨来的钱定期找人汇回国内，经手人从中赚些汇率上的差价。

　　关系

　　因为“业务”上的事，老彭和同行也过纷争。一次他在路边演奏乐器，另一个行乞者站在旁边“沾光”，老彭动了手

　　12月底的一个周一，圣诞节临近，茨厂街上一家酒店的员工在门口表演合唱。那天休息的老彭路过，远远就合着节奏打起来拍子。领唱人和老彭相视礼貌的一笑，几曲唱罢，还把伴奏用的摇鼓送给了老彭。

　　走在茨厂街上，老彭大多数时候不会拄着拐杖。许多“同行”像他一样，都会选择远离茨厂街的地方行乞，因为这里来自其他地区的乞讨者本就不少，也是警察重点“关照”的区域。

　　而当回到这里，大多数人会遮盖住自己行乞者的痕迹，回归一个“住客”的模样。

　　老彭把这形容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希望和茨厂街上的商户、居民搞好关系，而非因自己的存在，让人们觉得这里被“搞乱”了。

　　老彭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行乞者合租着房间，两人在故乡的县城只隔了几十里路。有时候老彭在外面吃饭还会打回来电话，问用不用给老人带些吃的。他觉得自己50来岁在行乞者里还算“年轻”，也该尽量帮帮更年长的人。

　　一次老彭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行乞者同坐一趟巴士去“开工”，两人分别在不同的站点下车。晚上回来，老彭听说，许是因为过马路走得慢了，同行的老人遭遇车祸去世，这事让老彭唏嘘了很久。

　　“同行”里也有让老彭不喜欢的，老彭对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说，比如那些身体健全的中年人，也无一技之长，但在街上逢人就把盛着硬币的罐子摇响。

　　还有件事让老彭一直很伤心，有个行乞者被警察抓了，他费力凑齐罚款把人保了出来。但之后有一次两人喝酒，许是嫉妒自己人缘好一类的缘故，那名行乞者借着酒劲在老彭屁股上扎了一刀。

　　因为“业务”上的事，老彭和同行也起过一次纷争。一次他在路边演奏乐器，另一个行乞者站在旁边“沾光”，别人以为他们是一起的，把钱都给了那人，老彭生气，动了手。

　　组织

　　“组织者”和行乞者之间并没有太多强迫的意味， “组织者”每天负责做饭一类的事情，行乞所得，他们从中按一定比例抽成

　　在10月份马来西亚的媒体报道中，部分来自中国的行乞者被描述为在国内被诱拐后毁容、致残，之后被带到马来西亚行乞，并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老彭说，自己是茨厂街上“单干的”，atv，更多的行乞者则由“组织者”带出国。“组织者”多少要有些门路，因为残疾人和年老者有时办理签证并不那么容易。

　　在异国同住一起，“组织者”每天负责做饭一类的事情，行乞所得，他们从中按一定比例抽成。老彭有些看不惯这事，觉得像种“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