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周萍不明白的是，仅仅因为丈夫救助对象系“熟人”，性质便产生了变化。那么，“特定义务”如何界定？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看来，救助义务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产生的，一是法律规定，例如父母对孩子，二是先行行为（先行行为：行为人实施了某种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使行为人负有防止或者排除这种危险发生的义务），比如使他人处于危险中，有能力施救就必须施救，三是职业准则要求，比如警察面对暴力犯罪。常莎表示，当前法律并未规定朋友之间有救助义务。如果被救助者的危险情况，并非因救助人的行为造成，就不能认定有“救助义务”。

　　是否有必要出台统一认定标准？

　　赞成者认为可降低见义勇为风险，反对者称成本太高

　　新京报记者查询全国各省区相关条例后发现，有至少8省市明确限定，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救人或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公民。而包括北京、江苏、福建在内的省市，则没有这一表述。

　　常莎称，在国家层面，目前尚未建立针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统一标准，各地政府出于弘扬优秀道德品质的考虑，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认定和表彰。在此种情况下，便会出现各地认定标准不一，部分救人者无法被认定为见义勇为的现象。

　　多名法律界人士认为，见义勇为系道德上的高尚行为，为了避免救人者陷入法律困境，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文件，对见义勇为的认定、奖励、保护等作出统一规定，使全体公民敢于勇为，无后顾之忧。

　　法律学者齐东文表示，实现“国家标准”，要确定认定主体，并设计一套科学完整的程序，包括递交申请材料、审核、认定、作出决定、支付救助金等。此外，直播，还应明确奖励标准。他表示，国外对此认定机制已经成熟，对于施救者有相应规范，不赞同盲目施救，“要通过立法尽量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

　　此外，也有律师认为，就当前环境来看，建立“国标”并不适合。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学棉认为，国家统一立法成本太高，交给各个省市判定执行显得更加“经济”。不过其也强调，各省市在认定中，应严格遵循法律框架，不过分拓展认定“禁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煜 实习生 张彤 本版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