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0日，端午假期，来自成都的张正祥、于强、肖军、喻春祥等5个家庭共13人，来到郫县（现称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出游。在此过程中，肖军及喻春祥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施救未果。最后，四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

　　张正祥的妻子周萍和于强的妻子钟敏，为了帮助丈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反复，却被告知，由于其所救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法律界人士观点不一。有人认为，“特定义务”概念应在法律框架内阐述，上述主管部门属于“过度拓展”；也有人认为，由于目前关于“见义勇为”的定义，并无国家层面统一标准，地方有权自行认定。

　　因救溺水同伴遇难

　　周萍没有想到，一次好友间的亲子游，会彻底改变三个家庭。

　　今年6月10日，家住成都的张正祥、于强等人，携妻带子，一行13人来到位于成都市区近郊的郫县安德镇出游。在一处大坝前，肖军和喻春祥找来一只皮划艇，步行到河流上游，开始一场自制的“漂流”。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在河边野餐、聊天，小孩子玩着水，一切似乎井然有序。

　　变故突然降临。肖军和喻春祥在进行第二圈漂流时，发生了意外，皮划艇被一股暗流掀翻，两人随即被漩涡吸住。

　　周萍回忆，在听到河中传来的呼救声后，正在岸边纳凉的张正祥和于强二人，随即前往施救。其中，于强最先下水，张正祥紧随其后，迎着漩涡向溺水的二人游去。10多分钟后，喻春祥被急流推至岸边，得以脱险，而仍在水中的另外三人，则被漩涡一路裹挟，最终淹没在激流中。

　　于强和肖军的遗体，在大坝下游约三百米的位置被发现，而持续打捞五天后，张正祥的遗体才最终出水。

　　当地称救好友属“履行特定义务”

　　张正祥遗体出水的那一天，周萍的“征途”才真正开始。

　　打捞遗体那几天，曾有现场工作人员向周萍表示，张正祥因救人而身亡，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见义勇为”。这样一句话，周萍记在了心里。料理完丈夫身后事之后，在事发地安德镇政府的帮助下，周萍向郫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提交了认定申请。2016年7月6日，周萍收到了上述单位出具的回复书。

　　结局没有让周萍如愿。新京报记者看到，这份回复书中称，根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张正祥和于强二人“施救落水同伴”的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将“见义勇为”定义为“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郫县综治委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由于于强和张正祥所救人员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体出游属于一种“邀约”，因此属于“履行特定义务”，不予认定“符合规范”。

　　在周萍看来，丈夫因救人而溺水身亡，应当得到认定。她奔走于郫县和成都市两级主管部门之间，并聘请了律师。由于申请过程一直无解，周萍说，自己打算在12月底，针对郫县政府启动行政诉讼程序。

　　追问

　　如何界定救人行为中的“特定义务”？

　　“特定义务”产生原因分3种：法律规定、先行行为、职业要求

　　周萍介绍，郫县和成都两级主管部门，在拒绝其认定申请时，均引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j2直播，对于“特定义务”的限制。

　　周萍的代理律师李凯告诉新京报记者，特定义务属于法律义务，不能随意扩展。法律上的救助义务包含两类，第一类是近亲属之间，第二类依据法理，救助义务还产生于“共同从事危险行为时”。李凯认为，在事发时，张正祥等人并没有约定玩漂流，因此没有“共同从事危险行为”。针对落水的同伴，他实际不负救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