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无国界医生安娜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安娜是中国28名无国界医生之一，曾去往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新京报记者 贺顿 摄

　　人物介绍

　　安娜

　　1982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毕业。曾在北大医院各科室轮岗了五年，之后入职北京肿瘤医院，atv，成为一名妇科大夫。

　　2011年，安娜加入“无国界医生”。2011年至2015年，她先后前往塞拉利昂、索马里兰（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成为当地医疗项目的妇产科医生，并参与产科急重症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对话动机

　　11月下旬，一段《一个北京女孩辞职跑到阿富汗，在爆炸和枪声下接生婴儿》的视频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几小时内，阅读量便突破十万加。

　　该视频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无国界医生”的关注。目前，中国内地有28位志愿者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的行列，北京女孩安娜便是其中一位。

　　11月30日，在外交公寓“无国界医生”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安娜。作为“无国界医生”中国内地的代表，安娜除去前线的工作时间，还会负责邀请无国界医生与国内医学界、对外援助机构等，进行有关医学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交流。

　　安娜说，在全国28名无国界医生中，自己是个幸运儿。既没有经历武装内战，也没有遭遇过疫情暴发。谈到曾经有医生被车臣武装分子掳走，也有在阿富汗空袭中遇难的人员，她却更加坚定“守土有责”的信念。“本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何况我见证过那么多生死，看得比较开。”

　　第一次出任务花了半个月调整状态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无国界医生”的？

　　安娜：2010年，有一次我在网上查询人道救援组织的信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无国界医生，我非常认同它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和平等对待每个人的观念。

　　新京报：后来怎么加入的？

　　安娜：当时立刻写了申请书，再去香港面试，他们会严格地考察医生的基本素养、专业知识以及实操能力。三个月后，得知自己被录取时，特别开心。

　　新京报：第一次出任务去了哪儿？那里医疗水平如何？

　　安娜：我第一次出任务是2011年3月，被派往西非的塞拉利昂工作6个月。塞拉利昂有六百万人口，注册医生只有三百左右，还有一半人是在国外。博城（塞拉利昂第二大城市）医院只有两家，医护人员极其缺乏，医疗设备也少，我们医院只有一个手术室，另一家医院只有一个医生。

　　我主要是给孕产妇看病。在当地，女性最重要的“功能”是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但是当地孕妇们不做产检，接生也都是在家等接生婆，除非真有前置胎盘，子宫破裂等危急状况，才会送往医院。所以我接诊的大部分都是危重病人。

　　新京报：和国内的工作比起来，压力大吗？

　　安娜：刚开始单独值班时，接到这些病人，心理压力非常大。有次夜班，一连送来五个危急孕妇，每一个都需要紧急手术，我从夜里11时一直做手术到第二天上午8时，从手术室出来后，非常累，走路都是飘着的，精神也很恍惚。可是也很高兴，因为每台手术都顺利，看到新的生命降生于世，抱着宝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带给我的力量，让人欣慰。

　　新京报：生活上呢，适应吗？

　　安娜：我自认为是适应能力较强的人了，还是花了半个月时间调整状态。3月到达时，正赶上博城旱季的尾巴，每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值完夜班回来睡觉，第二天是热醒的，起来时床上还会有明显的身体形状的水印。

　　上白班时，为预防中暑，我带了一个特大号的水杯，不停喝水。而且医院里没有空调，每次手术做完，脱下手套时，里面流出的水就像从水龙头里放出的一样。

　　语言也是障碍，当地人说英语我听不懂，都是大半个月后才能比较流畅地沟通。

　　在索马里兰通过苍蝇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报：之后又去了哪里？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尔奥，索马里兰第二大的城市。之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报：在索马里兰生活得怎样？

　　安娜：苍蝇始终伴我左右，挺感动的（笑）。这里有超乎你想象的苍蝇数量。这些热带苍蝇飞得极慢，喜欢往人身上的敏感区域降落，还总是在觅食时淹死在滚烫的咖啡里，特别笨。不到2分钟，你能看见至少3只苍蝇英勇无畏地躺在杯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