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认为，从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可以看出，对存疑案件的有罪裁判，不仅押上被告人的命运，也赌上了办案人员的前途。故而，司法人员应牢牢守住疑罪从无的底线。

　　以聂树斌案为例，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达到“两个基本”的要求，即认定有罪必须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其中，基本事实是指按照刑事法律规定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即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罪行轻重的事实;基本证据是指对案件的基本事实起决定性证明作用的证据，即直接关涉定罪量刑的证据。

　　对于原审判决中没有达到两个基本要求的部分，最高法院负责人答记者时指出：

　　“原判定案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认罪供述与其他证据一致。但是，由于相关讯问笔录、询问笔录及重要原始书证缺失，相关辨认过程的不规范，尸体检验报告的结论不具有确定性，导致聂树斌认罪供述的真实性存在重大疑问，供证一致的可靠性明显不足，作案具体日期、作案工具来源、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等关键事实均无法确定。”

　　在这些足以影响对聂树斌定罪的基本事实、基本证据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认定聂树斌犯罪，根本不符合‘两个基本’的要求，未达到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这便是最高法院的结论。

　　由此可见，依法纠正本案，不存在所谓的以现行标准评价历史案件的问题。最高法答问内容充分说明，聂树斌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疑案。而疑案之所以变成冤案，是因为法律规定的证据标准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地对待。

　　车浩表示，对存疑案件做有罪裁判，无异于“一场豪赌”，押上的除了被告人的命运，还有办案人员的身家前途。而从近年来几起被界定为“冤案”的情形来看，几乎都是因为真凶浮现或者亡者复活，错案才最终得以纠正。

　　司法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的过程。刑事司法关系公民的生杀予夺，更是不允许带有撞运的性质。公民即使由于偶然被卷入到司法之中，他也应当可以坚信，他不是来到了一个赌场。因此，不仅不能对疑案进行赌博式的定罪，在有罪判决作出之后，也不能依赖于偶然因素来决定是否纠错。

　　因此，在案件平反后的一片欢呼声和谴责声中，尤其要警惕，不能形成一种“若无真凶落网或死者复生，就不会启动纠错机制”的新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将会使得无辜者因为运气差被推入深渊之后，只能再祈祷运气好才可能被救出深渊。

　　认定冤案的标准，必须始终取决于定罪当时是否属于疑案，而不能再依赖于任何偶然和运气的因素。疑案的裁判和纠正，都必须“去赌化”。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司法理念，才能够保证，类似的案件不会重复发生。

　　回顾

　　聂树斌案，22年……

　　新京报记者 王巍 编辑 张太凌 校对 郭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