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阿月也以非感染者的身份做着相关的公益活动，她同样因程帅帅创办“艾滋公寓”的做法有着不错的观感，并且以女儿名义进行过捐款。

　　当程帅帅最初改变行为方式时，阿月曾对别人说，程帅帅本性不坏，有耐心、有爱心，只是在偏道上越走越远。她不认可的是，将与感染者涉及钱财的药品往来算作公益的理论。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次阿月在微博上言词激烈地批评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提出了举报。微博系统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判定，多数人站在了阿月这边。

　　程帅帅知道，一些曾经的公益伙伴已经和自己越来越远，他在圈子里的名声不比从前。有感染者来借药，程帅帅曾要求必须转发“药品转让平台”的话题，但被对方拒绝了。有志愿者和他吃饭，也谢绝把两人合影发到网上。“很多人在避免和我扯上关系，确实有点伤心。”

　　几年前，程帅帅曾在质疑者的微博上甩下一句“看在曾是艾滋公寓的捐助者才不和你们计较”。他说如今自己已很少理会反对的声音，有时甚至会感谢这些反对的声音，每次论战后，“药品转让平台”的关注度似乎都会提高一些。

　　隐患

　　程帅帅曾经崇尚高调的公益行为，他为一所知名学府送去过一块牌匾以呼吁教育平等，直播，并因此被警方传唤。他还曾在成都春熙路上缠满绷带行走，通过路人帮忙解开绷带，呼吁反对歧视艾滋病。

　　如今，这些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已经被程帅帅摒弃，因为“药品转让平台”和代购所潜藏的法律风险，他需要让自己的行为尽可能低调些，避免那些可能太过尖锐的言论和行为。

　　程帅帅一度很关心有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之称的陆勇的案件，在帮助众多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购买低价仿制药后，陆勇被警方逮捕，但最终检方撤回了起诉。

　　程帅帅觉得，自己也在做着和陆勇类似的事情，他查阅相关法条，认为自己代购的数量还够不上“走私”一类的罪名，只能算是一种互助行为。

　　另一方面的规避则来自用词上，即使还药者寥寥，他依然坚持“药品转让平台”外借的属性，对于代购，他则提前在出国前一段时间收取费用，避免钱款和药品上的往来。

　　但即使当医生的姐姐也不能接受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曾希望姐姐帮忙介绍些有代购需要的病人，被她断然拒绝。

　　“这毕竟仍然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女儿已经过了一岁，程帅帅还要为家庭考虑更多。对于未来风险的降低，他希望成立一家旅行社，可以组建真正意义的“观光就医团”。

　　他还拿有几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为陆勇请愿的事情打比方，程帅帅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事情，不大可能有太多感染者站出来为自己作保。

　　前路

　　程帅帅说，圈子里还有些人也在做着和自己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不愿声张引来注意。而自己的宣扬，则是因为希望更多人效仿这种模式。

　　他在泰国代购时认识了一位留学生，小伙子已经毕业，但仍往返于国内和曼谷。他不定期地带感染者来就诊，也会靠着当地的关系带进口药回去。

　　“几个感染者互助组织也都从我这里拿药。”程帅帅说，其中一家“借药”时坚决不收取费用，最后因为没人还药无法维系。他兴奋地把对方的懊恼以及表示将开始收费的聊天截屏发到网上，希望证明自己的理论。

　　而最初那位和他一起前往泰国考察的感染者，虽然也在做着“借药”和代购的事情，两人却早已分道扬镳。“他嫌我把价格压得太低了，我们理念上有分歧。”

　　这些与程帅帅行事相近的人物的出现，恰是陈锋等反对者最担心的事情。与国外相比，国内艾滋病免费药物种类缺乏，进口药物昂贵，这是药品倒卖与代购行为出现的根源，却也成为了一个矛盾体般的存在。“反过来说，国内药物流通越混乱，政府部门可能越难以放开政策。”

　　程帅帅自有一套逻辑，他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倒逼”，以越来越多私下药物流通行为的出现为手段，反映出当下艾滋病用药的问题，以促成有关部门作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