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某华说，小儿子从未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活”。今年，因为母亲病重，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打零工。

　　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撑着，可能就会垮”。

　　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韦某华盯着记者的眼睛说。

　　在乡邻们看来，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费用，“还是得花钱”。而外出打工，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

　　部分乡亲已经听说了韦某胜成为新闻中的“童工”的事，但他们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决定，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要养活这一大家人，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乡亲们说，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老人种的所有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乡亲们认为，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韦某胜成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并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

　　当地有传言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探访中，贫困是显而易见的，对很多问题的答案，却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说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贫穷、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同理解，让孩子们离开了课桌，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风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