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我就去。”让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很难打上工，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错了。那些老板说，‘你是带娃娃的人’。”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

　　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紫云县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花了5000多元。

　　这样贫困的家庭，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杨某妹称“大家都这样”——在偏僻的山乡，一带又一代的老人传递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几个孩子，孩子们之间也相互有个帮衬。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

　　念幼儿园时，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们勉力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

　　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家境不好，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如果能适应，以后再说。”杨某妹说，“如果适应不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长大一些以后，再决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年开始外出打工。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手机，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电话，如果家里打来电话，也需要打通别人的手机后，约定一个时间再拨打过去。

　　电话中，黎某龙告诉家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班受不了”。

　　听见这样的话，杨某妹就觉得心里难受，劝孩子回来，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坚持1年，“过年回来了再看”。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

　　"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

　　至于具体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长时间、必须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证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细节，双方并没有明确议定。

　　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仅仅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时候把钱一并交给大人。

　　为了让“老板”对孩子好一点，心疼孩子的杨某妹还给“老板”送了花生核桃，这是她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杨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将自己孩子带走的“老板”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老板”还是“中介”。

　　这些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父母，坚信“老板”会恪守当初面对面许下的承诺。

　　在采访中，对于记者的提问，杨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记者只能不断地从不同侧面和她交谈，尽力拼凑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对于“是否相信过‘知识改变命运"“周围有没有人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而获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复制那些‘榜样’们的人生”等问题，尽管记者用最平易的话进行了“翻译”，杨某妹仍显得茫然，没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韦某胜家里后，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校，记者到访时，学校里正传出琅琅读书声。

　　韦某胜79岁讷口少言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炉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她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差，乡邻说，她“不能动，不能讲话，坐着就不能起来”。

　　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