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直接跑到李桂英家里求助，“我都告诉他们找律师，让他们去联系媒体。”李桂英说，来找她的人，很多都是“疑难杂症”，也有求助者通过李联系到媒体。

　　大儿子周周从桌子边掏出一个本子，外面是周口某学校的招生简章，打开来是一本来访登记表，里面记录着来访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问题发生地、来访人住址、反映主要问题等几项栏目，记录了几十位求助者的案件。

　　“这些都只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的”，李桂英说，“这些是很小的一部分，来（求助）的至少有一两千人。”

　　“我见过的都不下于一百人。”裴文魁说，他接手的三四个案子，都是通过李桂英介绍代理的。

　　现在，李桂英出外办事也不时有人认出她。10月13日，李桂英到河南省检察院提交抗诉书时，遇到一位叫高庆红的男人。虽然从未谋面，高庆红一眼认出了李桂英，并向她请教如何联系媒体，“让我的事情也得到报道。”

　　在“维权名人”之外，更多的时间里，李桂英的工作是在家里带孙子。

　　孙子有三岁了，习惯咬住奶瓶睡觉，“晚上睡觉不闹，好带。”李桂英说。凶手找到之后，有媒体曾问李桂英，会不会考虑找个人一起分担压力？李桂英说，大儿子给她提过，说想给她找个伴，但被她拒绝了。“这么大年纪，以后就给几个儿子带小孩子，女儿的就不管了。”

　　李桂英家的屋后，有一个小工棚，放着几台做铆钉的机器，黑乎乎的机器上已生出了一层霉。“一年多没有开工了，钉子不赚钱，我准备做豆腐乳。”

　　她一直想做回生意人，她说自己不做生意就心慌。今年五月，她注册了食品公司，取名为李桂英牌豆腐乳。“打算做好第一批豆腐乳，免费送给敬老院的老人，让他们都知道我李桂英的豆腐乳。” 她回忆那些“追凶”的日子里，身边的口粮常常是豆腐乳就馍馍。

　　十几年的追凶经历，让大儿子周周觉得，母亲性格强硬，是因为环境改变了她。他希望事情结束后，带母亲去国外旅游，但李桂英并不想去。“我想去曾经追凶的地方再看看”，李桂英对媒体说，以前很苦，但如今苦尽甘来。

　　未完的“战争”

　　当年的案发现场，如今堆满玉米秆。

　　10月9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从村里一个小卖部走过，问几个涉案人的家在哪儿，一连十几个村民都摇头说不知道。一位姓夏的女子带记者到当年的事发现场，小心翼翼地说：“（齐金山家和李桂英家）亲里近邻的，成天吵，不只一两次了。”

　　堆满玉米秆的路上，早已是杂草丛生。

　　住李桂英家附近的齐元恒，曾经和李桂英吵过架，“她脾气很暴躁，（吵架的时候），还踢了我一脚。”齐元恒老婆说，后来他们搬离了李桂英家。

　　2015年底，项城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张亚飞接受采访时表示，李桂英追凶事件暴露出侦办民警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剩余逃犯追逃懈怠等问题，“我们也在进行反思”。张亚飞还称，他们已成立由纪委书记牵头的倒查组，严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办案人员的责任，一经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现在，李桂英对来访的澎湃新闻记者说，她暂时不考虑追责公安局，但想要“法律对几个凶手的公正判决”。

　　早在2000年，齐学山和齐保山以“故意伤害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2000）项刑初字第49号】，两人分别于2011年和2010年获减刑出狱；而2016年9月，齐好记和齐扩军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15年【（2016）豫16刑初36号】；五人中的主犯齐金山的判决经历了几个来回：2011年3月，齐金山在乌鲁木齐被抓获，2012年1月，齐金山一审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后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2015年7月13日，周口中院改判齐金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齐金山提出上诉，直到2016年6月，他被河南高院驳回上诉，维持死缓的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