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与美景是航海的两张面孔。风浪曾把她摔得撞伤了尾骨，“吃光了船上所有的止疼药”，但上岸看医生时，她却不敢说疼，“怕失去继续航行的机会。”

　　这种残酷的浪漫几乎根植于所有有过航海经历的人心中。曲志国穿越赤道的时候，在甲板上干活，海水打在身上，暖暖的。没有风的夜晚，天上是闪闪的银河，帆底是发光的单细胞生物，人和船躺在其间，非常虚幻，又无比享受那一刻的宁静、自由。

　　暴风雨的夜晚，一出船舱，风迎面堵得人窒息，四周黑漆漆一片，最害怕船长喊话作业，但越是恶劣的时候，越忙活。在黑暗和恐惧中，完成一段工作，就是对心理的突破和锻造。

　　宋坤喜欢清风扑面的夜晚。月光照在海上，一条船在波浪中起伏，“就像骑着骏马在银色的草原上驰骋，像御风前行的侠客。”

　　但绝非没有恐惧。郭川曾多次讲到航海圈里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一对航海的夫妇，男的爬上去修桅杆，突然被卡住，完全没有救生的办法，女人眼看着男人挂在桅杆上，直到腐烂。

　　就在郭川横跨大西洋的赛事开始前，一位选手在训练中坠海。“海洋最可怕的是，很多东西是未知的。”郭川对陈小说。

　　他也曾袒露自己的恐惧：我好像随时都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比如仅剩的那个电子风向标，我总是担心它又被风吹走了。有一次，恍惚间，我好像发现它也不见了。常常这样，自己吓自己一跳。

　　“但是不管有多少痛苦、恐惧，你总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看看自己有多坚强。”宋坤告诉新京报记者，那种挑战和冒险，让微小如尘埃的人，找到自己的意义。

　　终有一天，再去航海

　　朱悦涛无法想象郭川落水时的情景。

　　他听着那首被郭川编进儿子笑声的《Hero》，那一天，郭川刚刚结束频繁的收帆和缩帆，夕阳打在舵盘上，惬意中，朱悦涛体会出自由、纯粹和孤独。

　　按照他最初的想象，2004年时，他与郭川将去干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要对社会有价值、有影响，郭川要成为行业的标杆。”

　　12年后，他说，郭川达到的境界，“比我期望的英雄要高得多。”

　　克利伯之后，宋坤去参加了英国皇家游艇协会的培训。帆船从最初的工作，成为一项事业。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帆船赛事越来越多，“不少内陆城市也在打造自己的帆船赛。”宋坤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帆船水手。夏季，她在密集的帆船赛里扬帆，同时，也从事着赛事解说等工作。

　　去年，宋坤担任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解说主持。拥有4名中国船员的“东风队”在与诸多世界帆船强队的竞逐中，拿到第三名。当船队在“阿布扎比-三亚”赛段获得赛段冠军时，宋坤在兴奋地叫喊中流泪了。这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41年历史上，中国船队的最佳成绩。

　　曲志国依然上着夜班。妻子开了托管所，白天，他帮忙照看着二十几个孩子。

　　2012年在海上的两个月成为曲志国唯一的一段航海经历。回来那天，市民挤满了木栈道，几十米的路，锣鼓队激鸣中，走了一个小时。因为严重晕船，他瘦了30斤。

　　女儿读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得知了他的航海事迹，请他到学校开讲座。那是他最大规模的一次分享。更多时候，那段经历就像被他珍藏起来的航海服，成了专属自己的一个秘密。

　　“不管你吃过多少苦，想过多少次再也不去了，最后还是会忍不住再去。”每当有大帆船在码头停靠，曲志国就带着妻子和女儿去参观，他有时会想，“也许有一天，会再去一趟。”

　　报道显示，在郭川之后，有近50名中国人通过克利伯远航；在青岛，每年有5万余人参与帆船运动。

　　救援还在继续。郭川的妻子肖莉把救援的过程都记进日记。

　　“这次如果他回来，你最想跟他说什么话？”有记者问。

　　“看日记，看我这九天的日记都写了什么，让他天天看一看，看看大家都怎么睡觉的，看一看，我都记了哪间屋睡了哪些人，哪个人睡在地上，哪个人睡在沙发上，我全给他写下来了。”

　　（感谢马贤贤女士为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