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1900公里外的深圳，正在参加第十届中国杯帆船赛的宋坤和船队的12位水手，在海上一起听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的《海，海和海》，并为郭川祈祷一分钟。

　　宋坤是中国女子环球航海第一人，中国帆船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2013年，单人环球航海后，郭川被称为“现实版的少年派”。他在一个诗歌类的微信公众号里，朗诵了那首诗。“我同样不知道什么是海。”在朗诵的开头他解释说，“海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海洋，朱悦涛曾有过一个雄心勃勃的奥运“三步走”计划——“先跨国航行，然后中国沿海航行，最后环球航行。”

　　2004年，作为北京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希望通过帆船打造城市品牌。时任2008年奥帆委综合部部长的朱悦涛希望用3年时间，“干三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但因为缺乏了解，对航海的安全性、科学性完全没有了解，“是闭门造车，干想出来的。”朱悦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用青岛话说就是‘彪’（傻）。”

　　国内几乎没有停靠帆船的码头。尽管这里有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但青岛的海面上也很难看到帆船。

　　朱悦涛从上海一个帆船销售代理手里，谈下了一条亨特40帆船。这艘船成为国内第一艘注册的远洋帆船，代码“001”。

　　他没有找帆船运动员。奥运会比赛都是小船，像是汽车的场地赛。远洋航海则都是大帆船，类似越野赛和拉力赛，“不是一个等级的。”兜兜转转，他找到了郭川。

　　那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控制器专业毕业的郭川，辞去了副局级的职位，沉迷于滑雪、航海等极限运动。

　　“我断定那时的他还不具备远航能力。”但俩人一拍即合，希望干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

　　在朱悦涛的策划下，郭川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完成了中日下关友好航行和“中国沿海行”。

　　朱悦涛印象最深的是郭川在到达下关的欢迎仪式上的发言。他担心不善言谈的郭川“政治水平不够”，提前拟好了发言稿。郭川没有朗诵那些“意义深远”的官方语句。

　　他说，“我6年前来过日本，坐飞机两个小时的事儿；6年后，我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冒着最大的风险，在海上走了6天，又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我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个青岛市民对下关人民的情谊。”

　　朴素又浪漫的言行，以拓荒者的姿态，推开了一扇面向海洋的门。“日本人的赞赏，让你真切地看到文明和文明的交流。”朱悦涛对新京报记者说。

　　但两趟远航结束，朱悦涛打了退堂鼓，“环球航海需要的技术和资金都太难。”

　　除了海上不可预测的危机，职业帆船在陆上也阻力重重。市里领导疑虑，一叶扁舟，船毁人亡谁负责？企业不屑一顾，船翻了，企业形象往哪搁？保险公司也不敢接单，“没有这个险种，因为风险太大。”

　　最惨痛的例子是当初与他合作的帆船代理商——“帆船已经让他赔得倾家荡产”。

　　但郭川希望走下去。2006年，41岁的郭川，决定去欧洲学习。理由简单：他不想只做形象代言，“希望把爱好变成一个真正让别人信服的东西。”

　　先把自己活出来

　　10月27日，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救郭川后，郭川亲友、校友和团队成立了救援指挥部。通过民间力量，先后协调了厦门远洋“瑞安城”号和一艘日本轮船进行搜救。

　　“目前夏威夷附近的海水温度在25摄氏度以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10月28日下午，郭川的妻子肖莉声明称，郭川团队和亲友正在联络美国当地专业的民间救援组织，准备在海面以船载直升机方式进行地毯式搜救。

　　作为郭川的粉丝，曲志国一直关注着搜救信息。

　　2009年，曲志国在青岛一家都市报做校对。35岁的他从没有离开过山东省，每晚扎在报纸堆里圈圈画画，生活平淡而稍显沉闷。直到他从报上看到了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船员招募广告。

　　那是一项打有郭川印记的赛事。克利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2005年，正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帆船赛的青岛成为国内首个与克利伯结缘的城市。郭川成为第一位参加这项赛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