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在核心主业部门上班，但成宁湘和刘利军都察觉到，一些变化正在“十里钢城”发生：“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这句似曾相识的话，在沉寂了10多年之后，又频频出现在公司的文件和报纸上；“先机关后基层，先管理人员后一线职工”，随着改革的推进，率先从干部改起的各种故事和数字，不断刺激着员工们的神经。

　　在截止到今年6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湘钢中层管理人员在岗人数由2014年底的145人精简至114人，科级管理人员在岗人数由627人精简至463人。

　　“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和以“项目制”为抓手的运行机制改革，给企业带来了更浓烈的竞争氛围，“市场信号”也越发清晰地传导到了每个岗位。

　　“落实减员压编措施，确保2017年底钢铁主业人均年产钢800吨以上。制定鼓励转岗分流职工退出政策，如适当放宽内退年龄、自愿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暂停履行劳动合同等。”

　　十项决定的第六条内容，让许多像成宁湘一样，一直对“国有企业”心存优越感的老员工心里打起了鼓：这是意味着铁饭碗要打破了吗？

　　记忆

　　“我们这些由于湘钢征地而得以加入企业的农村妇女，在十里钢城这片热土上成长，人生命运发生了重要转折。”

　　58年的发展史，在每一个与湘钢相关的家庭里都刻下了无法磨灭的“钢城记忆”。

　　国家建设对钢材的旺盛需求一直维持着几乎所有钢铁厂的好日子，钢铁工人也因此成为一个光鲜的职业。

　　1980年进入湘钢工作的成宁湘，每月工资就有300多元，这在当时的湘潭市已算得上高薪。那时当地盛行着这样一句话：“找对象，就要找三根大烟囱下的。”那三根大烟囱，正是湘钢的所在地。

　　如今的湘钢，早已经脱胎换骨为资产总额近500亿元的现代化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也完成了从国营钢铁厂到现代公司制的转变。经历其间的沧海桑田，湘钢职工内心深处，都积淀了厚重的湘钢“命运感”。

　　“刚进厂时，我在装卸队开铲车和拖拉机。到2000年，装卸队分流，我到了渣钢厂，继续在机械段操作装载车。4年以后，机械设备被划归到湘钢下属的汽车队统一管理，我又做了渣选工，一直到内退。”梳理着自己的履历，成宁湘流露出了作为湘钢工人的稳定与满足感。

　　而刘利军和她的前任班长胡新娥，则借着特定的历史机遇，从农家妹子变成了湘钢工人，经历了与成宁湘截然不同的“湘钢人生”。

　　像其他传统钢铁企业一样，湘钢在不断“长大”。1992年，湘钢征用附近3个村的部分土地扩建厂房。18岁的刘利军与24岁的胡新娥跟120多个失地农民一起，被招进了渣钢回收加工厂。

　　刘利军还记得第一次上班时的场景。那天，身高1米55的她夹杂在100多人里，在一片空地上站定后，除了中间一堆小山一样高的炼钢废渣，再看不到任何东西。

　　瑟瑟的冬日寒风中，没有厂房，没有马路，甚至没有一棵树，身边一同进厂的农妇高声喧哗着。隐约中，刘利军听到有人说，以后她们的工作，就是在小山高的钢渣堆里挑出大块的渣钢。

　　24年后，从小就有当工人的梦想每天都会远远地望着厂房的刘利军回忆，那一刻，她有些迷茫了：跃出了农门，但干的活跟农民相比，也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的湘钢早已没有这样的回收工，只有胡新娥保存的一张旧照片留下了她们“拣铁”的痕迹。

　　照片里，在茫茫新雪覆盖的废渣堆上，一位女工正拣起一块废铁，往旁边的木板车上扔。厚实的冬装让她的身形看上去有些臃肿，由于整日在铁渣里穿梭，套在最外面的工作服已经脏到看不清原本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