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投简历的环节，维加都会主动上前询问：“我是柬埔寨留学生，我可以投份简历吗？”而得到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一连串的问题。“问题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问题都是针对我是留学生的。”

　　关于待遇，维加总是真诚地回答：“跟其他人一样就好。”他知道，“毕竟是应届毕业生，要求不敢太高。”

　　在身边的同学都在讨论“能否解决户口”问题时，维加知道北京户口很难拿，没户口好多事办不了。很多人为了拿到户口，去了自己不喜欢的公司。

　　他参加过一家企业的宣讲会，现场让求职者关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并发送一句话。维加当时写了一句：“我是柬埔寨留学生维加，请问公司，留学生有没有机会？”

　　当天半夜，维加接到了招聘方一名女员工打来的询问电话，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想来公司，还问他为什么喜欢公司，想去哪家分公司，为什么选择北京等问题。这让维加觉得特别开心，以为公司在考虑他了。但当他问这位工作人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面试了的时候，女员工告诉他“常看网上通知”。

　　“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只是确认一下我的身份，或许只是好奇。”维加哭笑不得，“原来是我想多了。”

　　他还参加过一家企业的“群面”，跟一群应聘者同时面试。“五六个人，都是中国人。我哪能说得过他们呢！”维加苦笑着说。这场面试基本没有留给他说话的机会，就连1分钟自我介绍都是在他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提示时间到了。这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以后，但凡“群面”，他就主动放弃面试机会，“太可怕了！”

　　他还感到别扭的是，“我们都是工科生，做技术的。招聘看我们的技术过不过硬不就好了，干吗还要让我们争啊，这不是为难我们吗，口才好不一定能力高啊。”维加觉得，这样的面试几乎让他“尊严”扫地。可他回来跟人说起的时候，中国朋友都觉得是他太过敏感了。

　　在求职的前两个月内，维加参加了30多场招聘会，投出去40多份简历，一无所获。第一轮失败后，他看着身边中国同学做的精致的简历，也赶紧认真修改了自己的简历。这时，班里找工作的同学，有一半都已经得到录用通知，他有些沮丧，有点着急了。他甚至想，干脆回国找工作算了，但面对女友，他压抑了这个念头。

　　因为担心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签证到期后必须回国，原本应该2016年1月份毕业的维加申请了延期到6月份毕业。

　　他的第一个工作机会是在2015年12月，来自南通一家做电缆的公司。待遇方面，到手大约有6000元的月薪，还有1500元的补贴，以及一定数额的年终奖。维加觉得这样的待遇挺不错的。拿到第一个工作机会，让他非常激动。

　　在这次招聘前几天，维加还委托在北京的老乡帮他在中车集团的一场招聘会上代投了一份简历。老乡后来告诉他，当时中车集团大连机车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跟他聊了几句之后，就让他“等电话”。

　　面对“等电话”这样的答复，十几天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的维加觉得肯定又没戏了。

　　但这次，拿到南通的工作机会之后，他等到电话，j2直播，通知他去大连参加面试。面试仿佛是特别为维加安排的。面试官是一位中年阿姨，全程英语面试，问的几个问题也不外乎他为什么要留在中国求职，有没有定居计划，为什么选择央企等对维加来说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今年1月，维加最终收获了中车大连机车的录用通知书，职位不是他希望的技术岗位，而是销售的项目经理。

　　拿着大连和南通两份录用通知，维加开始征求家里人意见。在柬埔寨当中学校长的爸爸告诉他，首先要看自己喜欢哪个，然后再看哪个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哥哥则直接告诉他，还是“做火车”的好。一位已回柬埔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做销售赚钱挺快但如果再想转技术就难了，让他好好考虑。他还问了他的导师、女朋友，甚至包括学院实验室的门卫大爷。大多数人都建议他去中车，有朋友跟他开玩笑说，“高铁”可是个大买卖，连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去国外推销呢。

　　维加自己也倾向去中车。这个小伙子非常关心中国的一些战略，比如“一带一路”，他特别欣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的说法，笑着说，自己也想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维加的家乡柬埔寨还没有高铁，最近几年发展的铁路时速大概只有60公里左右。维加说，他经常乘坐中国高铁，“速度非常快，非常方便”。